图腾与图腾崇拜

图腾与图腾崇拜陈桂芬图腾，是印第安语ｔｏｔｅｍ的音译。有亲属和标记的含义。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象征①。马克思在肯定美国伟大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研究的前提下指出：“‘图腾’一词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人类学家佛莱则（Ｊ·Ｇ·...     

图腾与人名的起源

在当今世界上,人人皆有其名。但人名是怎样产生的?它是不是历来就有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一般情况下,素不相识的人见面,首先问对方的名字是什么。但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却不是这样,陌生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的图腾是什么?”如图腾为狼,则回答说“狼”;如图腾为虎,则说是“虎”。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十分普遍。 为什么一些原始部落存在这种现象?难道人类最初没有个人名字吗?从许多现象来看,人类早期不仅没有个人名字,而且没有群体名称。 图腾产生之前的人类群体,无共同的意识、共同的标志和共同的名称。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并作为群体的标志和名称。这样,图腾意识成为人类早期的共同意识,图腾标志成为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图腾名称成为最早的社会组织名称。     

再论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兼与那木吉拉商榷

2004年夏季,名为《狼图腾》的小说宣称:“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此后,不断有专家、学者重弹这样的论调,极力鼓吹“狼的精神”。其实,蒙古先民是以“鹿”为图腾,“狼”并不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况且,各民族的图腾并不代表该民族的性格和强弱。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表明,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先民们用来作图腾的往往是最卑微的动物。图腾乃是氏族、婚姻集团的标志,它首先是每个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区分开来的符号。     

《夸父追日》略谈

我国上古人民所创作的《夸父追日》神话,几千年来,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但古籍上关于它的记载,简略而零乱,未经系统的整理、研究。所以,它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意义的认识,莫衷一是。因此,本文拟略加探讨,以揭示出它的本来面目。 一 夸父,据传原先是一种“神兽”: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尾(原作“虎”,误)而善投,名曰夸父(一作“举父”,“举” 与“夸”音近,通假)。(《山海经·西山经》)“神兽”自不存在,但由此透露出,夸父最早当是某一氏族的图腾兽。     

周族先民图腾崇拜考辨——兼说黄帝族、夏族的图腾信仰

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意为亲属。它“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某个氏族崇拜某一图腾(多数为动物,少数为植物或自然物),即自认是这个图腾的嫡系裔孙,对之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这种古老的风习,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中国上古亦如是。杰出的美国民族学家摩     

地名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

“图腾”始见于朗格的《印第安旅行记》。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法国涂尔干(E·Durkhein)说:“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关系,但这个亲属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朱天顺说:“图腾崇拜实际是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与鬼魂     

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

古书中有关徐偃王的传说多有相互抵牾之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徐偃王是专指某位徐王,还是泛指徐国国君的不同理解有关。实际上,徐偃王是泛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偃王。而古书中关于徐偃王“好行仁义”、“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视物如伤”的记载似均应视为原始社会中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平等关系的遗风遗俗,与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类”考——古代名物丛考之三

我国古籍,记有一种动物,名为“类”。如《庄子·天运》:“类自为雌雄。”《列子·天瑞》:“亶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描述较为详细的则是《山海经·南次一经》:“(亶爱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为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那么,“类”之于今,     

狐狸精原型的文化阐释

文章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探讨狐魅的演化过程乃其文化内涵。在禹会涂山女的故事中，九尾白狐曾以图腾神而作涂山氏族的高神，并因此成为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其后，龙尾狐的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由于像图腾独特的神话形态中包含了先民对于多子多孙、后代昌盛的企望，使丸尾振成为一种瑞应，并在儒家典籍中被升高为具有“三德”的祥瑞之兽，但“淫”的特点被删除了。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狐狸精原型的主体内涵是“恋畏情结”，即男性对女性又爱恋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男女禽兽

首先声明,在本文中出现的“禽”与“兽”,不再是低于人贱于人的动物,而是和人一样的生灵。 男如兽,女如禽。 男为有足兽,女为无翅禽。 男人是兽人,女人是禽人。 科学一点说,或许男人是由兽类进化而来,女人则由禽类进化而来。远古时,男就是兽,女就是禽。宗教一点说,或许男人是由兽类投胎而来,女人则由禽类投胎而来。男人前生是兽,女人前生是禽,投生到今生今世都仍然本性难改。男人有时便忍不住“兽     

贺兰山之名新探

青铜时代今贺兰山一带有“驳马”生存。生息于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驳马”作为自己的图腾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号 ,又将自己生息地的山脉名之为“驳马”山 ,音译汉记为“贺兰山”。对贺兰山驳马岩画的确定和驳马为某一氏族或部落图腾的确定 ,证明今贺兰山一带是匈奴族兴起的地区之一 ,而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活动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称谓 ,又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动荡和频繁迁徙的历史史实。     

阴阳二元文化与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携带着整个世界过去的信息。其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则支配着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上古图腾世界,便会发现“阴阳”二元的文化根柢及其历史内涵。 如果把中国上古主要的氏族部落图腾分为两大类,便可自然的划为爬行类(为叙述方便,两(木息)鱼类及陆行动物均归于此)与飞鸟类。伏羲、神农、黄帝、共工、颛顼尧、鲧、禹、周等属于前者,少昊、舜、     

说“凿齿”

“凿齿”顾名思义,即凿掉牙齿,所以有人认为考古发现的拔牙现象就是凿齿。但多数人对此解释持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古人对凿齿的记述与解释也各有不同。高诱注的《淮南子·本经篇》称:“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共状如凿,下撤颌下,而持戈盾”。而郭璞注的《山海经·海外南经》则称:“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固以名之”,上述文献各说不一。凿齿是人乎?兽乎?如说是兽,能持戈盾吗!与理不符,与情不合,只能认为是对人的贬称,不能视之为兽。所以郭璞说:“凿齿亦人也”。多此“亦”字,含意颇深,可视     

“凤凰”补说

凤凰崇拜本起源于上古石器时代的驼鸟——太阳神图腾,但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由于驼鸟在中国本土上的灭绝和凤凰的非图腾化,关于凤凰的传说遂愈演愈复杂。据古人记载,凤凰有许多不同的品类。诸说不一,其中不少属于秦汉后人的增饰附会之谈。但其中比较著名者有四:1、鸾鸟;2、翳鸟;3、(鸟夋)(鸟义);4、鸑鷟。 案,这四个名称中,“鸑鷟”亦称“鷟鸑”,实乃是“(鸟夋)(鸟义)”的转音。(鸟夋)(鸟义)本指驼鸟,后来却指金鸡与鸳鸯。翳鸟,亦即乙鸟,是 (?)—燕的转音。燕子别名玄鸟(《礼记》)、乙鸟(《说文》)、鸾鸟(《古今注》)、天女(《易林》),是一种小型候鸟。凤凰     

藏族部落渊源及其文化初探

<正> (一) 部落本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初始形态。由于部落是由一个氏族为核心或由几个氏族联合组成的,所以马克思将其称为“血缘共同体”。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部分血缘氏族部落基本解体,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部落这一群体却以其变态形式即地域部落的形式延续下来。地域部落仍明显保留着原来部落的名称,以及许多关于氏族部落观念的残余,而且留有时间甚久。一些游牧民族,直到封建社会,还有这种部落残余,居     

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

长期以来,中外研究者对龙的原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产生过“恐龙说”、“外来物说”、“龙卷风说”、“扬子(?)说”、“雷电说”、“华夏图腾说”等不同说法,其中“华夏图腾”说流行最广。最早持此说的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图腾糅合而成的综合体。这种说法自有其难以置信之处:一、从人类学报告与论著看,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尚未见到以虚拟生物作为图腾的例子。二、在原始社会,不同的图腾部落合并后,一般是人数较少或较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怎样看待“进”和“退”

围绕着“进”和“退”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林彪、“四人帮”、康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一个“斗”字,大造“斗则进,不斗则退”的舆论。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也有一种“喜进怕退”的错误观念。似乎“进”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退”就一定是修正主义。时至今日,仍有人一听说“进”就兴致勃勃,一说是“退”就繁言啧啧。这种观念不清除,     

略论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

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并不平衡;就其分布地区而言,又是多元性的,即是说在广袤的土地上,如东北、中原、山东半岛、长江流域等地所散布的氏族部落,其解体时间早晚不一,甚至相距很远。其中有的氏族部落由于有文献记载中的传闻资料,或有考古发掘资料,致使人们对它们的发展及解体状况有个大致了解,有的则迄今鲜为人知。因此,如何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密切关系的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则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以往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此地的氏族的资料同彼地的并不同时又不同情况的一些氏族的资料相互缀合起来,这种方法不能说绝对不可用,但若仅仅使用这种方法,必然会导致“百衲衣”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牵强附会。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认为可以同     

上古农耕开发与人为生态灾难──“羿射十日”史因新探

“十日”是我国上古时期以太阳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集团，该集团与以动物为图腾、环渤海湾居住的诸部落联姻，共同从事原始的农耕生产。以“十日”为核心的农耕部落联盟与以羿为首的渔猎部落因各自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出现了对自然界开发的不同理解，直至发生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便是“羿射十日”的真正史因。这场史前部落战争留给后世的教训异常深刻：只有尊重自然才能促进自身发展，否则，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应是人类社会永恒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