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全面回顾自1990年代中期发端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有三个"典型化事实",即阶段性绝对收敛、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结构变量、劳动力流动、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波动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地区增长和地区差距研究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可能方向是二元经济与经济收敛、要素流动性与经济收敛、经济收敛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收敛绩效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

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相关文献按照收敛趋势及涵义的不同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划分为α收敛和β收敛两大类,其中β收敛又被进一步划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另一种基于β收敛所衍生的收敛类型根据其特殊的收敛趋势被称为"俱乐部收敛"。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中,所有的收敛类型均有涉及。各个类型的收敛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β收敛体现了总体收入在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分配变动,α收敛体现了总体收入在经济体中分布格局的变化;而由于俱乐部收敛呈现了一种不同的收敛方式,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各个类型的收敛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即表现为经济增长收敛研究内容的创新,对趋同俱乐部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则尤为典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且这一趋势始终贯穿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发展过程。     

甘肃省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理论,文章利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个收敛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1985—2006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过程,从而为缩小甘肃省区域经济差距提供依据。最后得出结论：（1）1985—2006年甘肃省不存在σ-收敛趋势,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发散。（2）在1985-2006年闻甘肃省不存在绝对β-收敛,只有较弱的条件β收敛。（3）在1985-2006年甘肃省三大类区域中只有欠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经济存在俱乐部收敛,但是前者的收敛趋势要比后者明显。     

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波动率缓和、经济增长收敛与经济长波态势

经济“大缓和”、“大波动”、增长型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收敛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然而,鲜有研究将这些概念彼此联系、相互统一并给出逻辑性解析。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典型化事实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增长型长波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研究发现:“大缓和”和“大波动”都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必要形态,它们的平顺交替是增长型经济周期连续出现的前提;而正是连续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才能促成经济长波;通常,在发展中国家追求赶超的道路上,经济长波的出现是最理想的增长路径,长波的前期对应着经济增长“绝对收敛”,中期对应着经济增长“条件收敛”、而后期则对应着经济增长“集团收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集团”,这与首轮增长型长波的成功实现密不可分;而中国新一轮增长型长波的理想形态则是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为起点,长期围绕中高速趋势盘桓,这是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亦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百年中国梦的经济保障。     

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本文把机器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2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对模型的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收敛情况;第二,机器人的应用促进区域经济加速收敛,有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还提出对企业购置工业机器人给予财政补助、对工业机器人采用加速折旧或对工业机器人折旧采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着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是中国未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量。使用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差距现状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县域经济总体上呈现平衡增长的态势,但是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县域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在不同省别呈现出显著差异,贫困县间的增长差距也不断扩大。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传统方式虽然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基础教育、人口增长是近十几年县域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需要吸引人才回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传统投资推动的旧方式转向创新和新基建投资等新方式,以此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框架。经济收敛的性质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较小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会引致直接收敛,而较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会使经济收敛性质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出现发散趋势,而现阶段正处于发散与收敛的过渡阶段,但这种趋势的出现是以二元结构转换速度放慢为代价的。为此,政府应努力改变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现状,一方面通过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先进地区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经济收敛假说看增长理论

本文阐述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基本思想和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归纳与评述了针对经济收敛假说的相关实证研究,探讨了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可能渠道。本文基本结论是经济收敛并非跨国增长所必然呈现的长期态势。由此可见,与内生增长理论相比,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在跨国经济增长比较分析方面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在促进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方面的理论价值亦很有限。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收敛性分析

本文建立在经济增长收敛假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实际状况,对我国区域发展收敛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阶段性的绝对收敛,还有显著的“俱乐部收敛”,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通过分析三种收敛间的关系,得出了有助于促进实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从特征事实、定量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三个维度研究中国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中国存在一个城市群体系为中间环节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系人口规模分布向着齐普夫法则分布收敛,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总体上也接近齐布夫法则分布,并向其收敛,但存在过于均衡或过于非均衡的形态。中国城市群体系结构的齐普夫幂律值与其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之间为倒U形关系,优化中国城市群体系可以释放城市化的巨大潜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利用齐普夫幂律值可以研究和发现城市群体系（包括城市群之间以及每个城市群内部）的失衡程度与优化潜力。上述发现对中国城市群的未来规划和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通过顺应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政府作为既可以优化、培育合理的城市体系,也可以促进区域和全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充分均衡的发展。     

经济增长之新古典收敛

经由对新古典增长理论之透彻阐释,作者指出,由于其假定技术进步外生,这一理论蕴涵着的是新古典经济收敛思想而非其它类型的经济收敛思想。进一步,经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与事实的观察,作者指出新古典增长模型本质上是对长期经济增长之动态过程的一个天才的瞬间捕捉,非凡地阐述了技术、储蓄与人口的理性增长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之重要性。不过,这一静态意义上的理论在描绘一国经济增长之动态长期态势方面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态势之跨国分布的动态变化方面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的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基于中国34个中心城市的分析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整体技术效率呈现波动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差距在缩小;整体技术进步则始终呈现上升趋势,但差距在拉大.中国城市劳均GDP与劳均资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长期看,劳均资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总体上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比短期调整效应后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资本集聚效率并不均衡,吸收大量资本的发达城市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投资效率.而且,由于发达窗口城市经济增长绩效的长期均衡关系具有"超强稳定性",最终将会使得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差距更难以收敛.     

空间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基于长江三角洲的案例分析

空间俱乐部趋同是指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且空间上相邻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是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其发生机制是空间外溢促成区域经济出现地方化增长,进而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运用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可以证明,空间外溢有可能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对中国长江三角洲1990—2007年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所做的经验分析也表明,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确有影响,空间俱乐部趋同客观存在。在考虑空间外溢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的空间俱乐部趋同速度为1.57%。     

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变动的相关性分析——兼与吴晓求先生商榷

文章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资产(股票)价格阶段性发散的原因,以及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的风险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股市市值快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发散态势是基于实物经济约束,与金融创新使金融资产投资预期升高所致。股市市值过快增长使得趋势难以持续,并可能在不可持续时以快速收敛的形式损害实体经济。总体上发散程度大于收敛程度,反映了金融深化趋势。     

我国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收敛性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理论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定某地区属于怎样的经济收敛情况,对分析其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预测未来经济的走势有重要的作用。归纳了多种收敛方式的检验方法和模型,并且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作了分析,探讨了其在不同的时间段的收敛情况以及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我国东部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呈现出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种收敛情形逐渐变得不明显。     

“新基建”的空间非均衡及增长收敛性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新基建”能否促进省域内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是关系到“十四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新基建”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假说，然后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新基建”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广东省域内“新基建”的典型特征，最后基于β收敛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广东省域内“新基建”具有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深圳、广州、佛山的“新基建”发展水平始终保持前列，其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要素基础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另一方面，“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对称的促进效应，即对于经济增长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新基建”发展水平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地区经济增长与碳强度差异的收敛性及其机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区平衡发展的真正内涵除了指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上的缩小外,也应该体现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缩小。运用分布滞后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碳强度差异和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发现,两大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存在绝对收敛,但与此同时,碳强度差异呈现发散趋势,地区间碳强度差异的收敛性与经济增长差异的收敛性并不同步;人均资本、城镇化、市场化及产业结构对碳强度的地区差异有较大解释力,而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则解释力不大。探究碳强度差异随经济增长差异变化的机理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降低将引发碳强度差异扩大,而人均资本、城镇化、市场化、产业结构等决定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亦可以明显地影响碳强度差异。以上结论对中国走节能环保型区域平衡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劳动力跨省流动与中国省区经济收敛性研究:1986—2010年

中国劳动力跨省流动规模庞大,劳动力跨省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在中国省区大量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这是导致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后,由于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规模没有纳入统计范畴从而导致省区经济发散;2000年之后,跨省流动劳动力更多地纳入各省区常住人口范畴,中国各省区经济收敛的趋势也逐步明朗。     

中国食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收敛性研究——以植物油产业为例

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行业面临严重危机,而克服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产业发展.以植物油产业为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显示,整个样本期间中国植物油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9％,而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效率特别是规模效率变化.中国植物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不存在σ收敛;在全国层面存在绝对β收敛,但四大区域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不仅在全国层面存在,在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区域也存在.因此,应针对植物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基本特征,积极探索相关优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