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个体表量结构“数+匹+名”的语法化研究

基于CCL语料库数据,从语义发展和句法环境两个角度考查汉语个体表量结构“数+匹+名”的语法化历程。研究发现:1）“数+匹+名”结构经历了三个语法化阶段,包括零量词阶段、准量词阶段和标准量词阶段;2）类推和重新分析是该结构语法化的重要机制,“匹”字的语义发展及它所在的句法环境的变化是该结构语法化的根本动因。     

试论汉英隐喻性量词、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

文章通过对汉语量词和英语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的描述 ,证实了广义隐喻是语法化的驱使力量。同时 ,对汉语量词和英语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进行分析对比 ,得出了汉语量词的语法化程度远高于英语单位名词的结论     

“我把你这/那个NP”结构及其语法化

“我把你（这/那个）NP”结构是口语中常见的句式，其构成成分多样，表义复杂。该结构受到典型“把”字句的影响，并发展出表示“对某人进行处置，并企图使某人受到到某种影响”的意义。而且，该结构为完整的结构式，经历了弱语境＞强语境、主观性＞交互主观性的语法化过程；在其语法化过程中，“类推”“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语境扩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言够”与“言多”——论“够”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规约化用法

本文基于构式互动来考察“够”在用变和演变中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的规约化用法。“够”可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组配形成构式群。随着主观性增强,“够”由表客观的足量向抽象的程度量虚化,词性上由判断动词向程度副词演变。其语法化等级呈现出非均质性,其中“够+A”时语法化等级最高。功能上“够”实现了客观的定量评估向主观的模糊定性转变。     

《朱子语类》中的量词“等”

量词“等”是名词“等”语法化的结果,最早见于唐五代,用例很少;到了宋代,量词“等”使用普遍而且用法多样;宋代以后,其用例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也缩小。我们从宋代重要白话资料《朱子语类》的实际语料出发,通过对量词“等”在该书中的运用情况及特点的描写,来观察其在宋代的使用特点,为汉语量词及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湘语邵阳话中量词的“AXA”式重叠——兼谈量词“AXA”式重叠的方言类型学意义

邵阳话中量词"AXA"重叠式的形式十分丰富,能表达多种语法意义,并体现很强的主观性,其语法意义与重叠式中的"X"、量词的次类以及重叠式所充当的句法成分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其他汉语方言相比较可以发现,各方言量词的"AXA"重叠式在其内部构成、语法意义等方面既有诸多相同之处,又存在不少差异。量词的"AXA"式重叠具有方言类型学意义,可以为学界将汉语方言区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观点提供又一依据。     

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

汉藏语系普遍的双音化趋势和基数词单音节的矛盾,是量词系统语法化的根本动因。从汉语来看,量词语法化历程和双音化趋势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双音化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发展。从汉藏语系、南亚语系量词语言来看,量词系统的发达程度同数词的音节数量密切相关,只有基数词是单音节的语言才发展出了发达的量词范畴,而对音步感知基础的不同则促成了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的对立。从拷贝型和泛指性量词的兴替来看,调剂音节组成标准音步是量词的基本功能。?更多还原     

类型学视野下的拷贝型量词历时发展与动因

拷贝型量词产生于殷商一期甲骨，但其发展非常缓慢，到西周早期发展至顶峰后迅速衰落，西周晚期仍可见，东周初期彻底消亡。从类型学视野看，拷贝型量词使用较为普遍，形式多样，其量词性质无可置疑。拷贝型量词促进了汉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但限于语音形式、语义滞留等因素无法进一步语法化，因此，在真正的个体量词产生后，拷贝型量词就完成了其使命而迅速消亡。     

出土文献量词示例三则

考察出土文献中的“木”“牒”“人”三个量词.其一,“木”是汉语中最早用于称量木本植物的专门量词,它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汉语称量“有生”事物的量词语义系统的雏形初步形成.其二,“牒”用作量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除称量简札及相似事物的整体或部分外,还引伸出称量衣物的用法,但仅见于东晋晚期西北地区的衣物疏;另外在马王堆汉墓竹简中它还用作类别量词.量词“牒”的语法化包括“功能”与“形状”两条途径.其三,“人”是汉语史上最古老的量词之一,其在西汉时进入“数量名”序列,并经历了一个由主谓或同位结构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的过程.另外通过与量词“乘”对比,进一步说明汉语“数量名”结构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和语法化——从"真的"的主观性和语法化谈起

“真的”的语法性质素有争议,从话语标记的角度分析,“真的”发生了主观性引起的语法化,是处于语法化过程中有词化倾向的“形容词 助词”结构,话语标记功能的实现为“真的”的语法化提供了语义、语用、句法条件。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不仅能促进话语、篇章结构的研究,也能促进语法结构的研究。     

重庆方言量词的语法特点

重庆方言具有一些独特的语法特点。从其构成来看 ,除了具有单音节量词和一般的双音节量词外 ,还有重叠式量词。从其形态变化来看 ,有的量词可加后缀“子”和“儿” ,后者有表示主观少量的语法意义。量词结构也有一定的形态变化 ,可以加中缀“是” ,构成“M是M”的格式 ,以强调事物的形成状态来表示数量多 ;可以加中缀“打” ,表示主观多量 ;可以加后缀“家” ,使其具有确定“一M一M”这种格式的作用     

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和语法化——从“真的”的主观性和语法化谈起

“真的”的语法性质素有争议，从话语标记的角度分析，“真的”发生了主观性引起的语法化，是处于语法化过程中有词化倾向的“形容词＋助词”结构，话语标记功能的实现为“真的”的语法化提供了语义、语用、句法条件。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不仅能促进话语、篇章结构的研究，也能促进语法结构的研究。     

碧约哈尼语反响型动量词来源问题初探

反响型动量词是碧约哈尼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语法现象。其广泛产生于单音节动词中,语法化程度较低、语义功能单一,句法功能较为丰富。碧约话反响型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与语言中的反响型名量词和宾动同形结构有关,两者是促使反响型动量词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其发展的语法化和类推机制。碧约话反响型名量词与动量词的语序分布与语序类型学中名、动量词的"互补分布"模式相符。反响型动量词来源问题的探讨或可为该模式产生的原因提供一定参考。     

试说现代汉语中的“个”与“一个”

现代汉语中的“个”、“一个”有两种语法功能:一、作实词,即量词和数量词,这是语法学界所公认的.二、作虚词,这一点语法学界有个别前辈曾提出,但语法学界仍不承认,只把其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本文认为其为虚词主要从结构的替换对比中来看它的特殊语法功能及相关的语法意义,将其与实词的“个”、”一个”区分开来.     

汉语通用量词“枚”与“个”的嬗变

汉语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枚”与“个”两个通用量词。在分析“枚”与“个”更替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区别量词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正确认识个体量词使用的范畴化和专职化的关系，了解“个”的不同来源。     

近代汉语处所名词“处”的语法化

近代汉语处所名词“处”以处所义为起点,在“时间”和“虚化处所”两条路径上发生语法化。时间路径上,“处”的语法化有两个分支,分别发生从时间名词到假设助词、话题标记和从时间名词到赘余成分的语法化。虚化处所路径上,“处”的语法化也有两个分支,分别发生从虚化处所到事情所达到的程度、地步和从虚化处所到结构助词的语法化“。处”的语法化显示出语法化路径的多重性与多元性。     

汨罗湘语的持续体标记及其语法化来源

湖南汨罗湘语的持续体标记极为丰富,多达22个,可分“状态持续”“事件持续”两种,其用法存在交叉,但各有独特的使用环境。其中,“事件持续”标记语义上还存在“使然”“非使然”之别。这些标记遵循东南部方言的演化规律,“状态持续”标记“起、到、得、住”由同形动词经动相补语或实现体助词阶段虚化而成,“起个、到个1”则是持续体助词“起/到”与量词“个”发生词汇化的结果;“事件持续”标记结构上类似于唐宋白话中的“在里”,由介词结构语法化而来。     

量词“个”的非范畴化

量词“个”非范畴化的表现主要有：语义的抽象与泛化；一些形态句法特征的消失；在语篇和信息组织上，功能和范畴的扩展和转移。人类认识发展与创新要求是量词“个”非范畴化的内在动力，其非范畴化的机制是类推与重新分析。     

汉语量词“颗、粒、点”来源探微

量词的发展和演进,一方面是汉字本身发展的规律所约定,另一方面词的双音节化也是量词发展的促成因素.经笔者统计,量词“颗、粒、点”的最早使用和广泛使用都是从佛经文献和医药古籍文献中来的,这两类文献是口语很强的两类文献.所以笔者据此可以推测,汉语中的量词用法,一方面是词义本身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从语言学发展规律的本质上来说,交际和表达的需要是促进汉语量词发展的重要原因.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中最活跃的一类,无论是在表达效果还是在使用频率上,都比其他类型的量词要灵活.因此,对个体量词的来源进行梳理,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认识其词类性质和语法功能.     

秦简中的量词及其历时演变

六批秦简共有量词47个,物量词系统完备,动量词系统已经萌芽。秦简量词研究改写了我们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具有历史词汇学价值。与甲金文相比,秦简量词在数量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语法化也更进了一步。但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还不确定,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尤其是"数.量.名"结构仅2见,反映了秦简量词发展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