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龄

婚龄是指一个人结婚的年龄。一个人为什么到一定年龄才结婚?国家政权为什么要在《民法》或《婚姻法》中规定结婚年龄?平均婚龄的提前或推迟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

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是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他出版于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按辈份限制同一血缘群体内的通婚范围的所谓血缘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规则的假说;稍后,恩格斯在他于1884年初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完全接受了摩尔根的血缘婚假说,     

"捉奸证据"的效力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捉奸证据”的效力问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鉴于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本意和“捉奸证据”取得过程的特点,不应将其作为定案证据。 一、“捉奸证据”不能证明重婚或同居的事实 重婚行为,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其中的结婚,既包括法律婚,也包括事实婚。法律婚指有配偶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事实婚指虽然没有进行登记结婚,但却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     

个人与社会价值的选择

面对世纪交替和社会转型，对个人与社会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和研究，对确立新的社会体制、法律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及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社会一词可以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一种含义是指在人类实践和精神交往基础上构成的整个人类共同体，即群体社会。另一种含义是指人类活动所建构的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传统、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附属物，这也即是人们所说的广义文化系统，或称之为文化社会。而个人一词在内涵上也常有不同所指，一是泛指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这是相对于文化社会而言的个人；二是特指具体的某个人…     

契丹婚制婚俗探析

婚姻制度和习俗,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我国古代东北契丹族进入文明时代后,仍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原始婚制婚俗遗风。剖析其婚姻制度与习俗,对深入了解和认识契丹社会历史发展将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一、契丹婚制基本形态辽代契丹人姓氏基本为耶律、肖二姓,实行两姓通婚制度。皇族婚姻范围相当严格:“王族惟与后族通婚”。贵族与庶族通常亦不许联姻。皇族、后族,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     

论制度文明建设与社会进步和发展

人类的文明 ,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部分有机组成。在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 ,应提倡制度文明建设 ,三个文明一起抓。制度是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规则 ,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政治制度文明在整个制度文明中占有主导性地位。政治制度的文明程度 ,决定社会的民主程度。制度文明建设 ,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制度转型的文化制约: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分析

本文将规则、文化与秩序作为制度的内在结构并就制度本身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制度既不是如制度经济学所实际信奉的那样是通过交易费用的计算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静态理论,也不是哈耶克所认为的“行为的秩序”,而是一个存在着内在动态发展轨迹并且整体或局部不断变动、演进的过程,是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非正式约束到正式的制度化规则的动态活动。以此而论,就为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社会转型赋予了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视角。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赔偿、惩罚与禁止原则的根据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是建立在“一切之所从出”的权利基础上,它首先不是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而是通过权利要求限制他人“不能做什么”.对越界行为追索赔偿、进行惩罚与禁止的正义条件既是确立人与人之间边际界限的原则根据,更是社会合作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必要前提.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生长出、至少不能妨碍到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合作.     

侗族的社会分层与婚姻选择

侗族的社会分层有三个维度,即经济贫富、落寨先后和鬼蛊有无,近似于韦伯提出的财富、权力、声誉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经济的贫富和落寨的先后是分层的核心,鬼蛊的有无不过是虚构的表象,弱势群体往往被贴上“鬼蛊”的标签.在“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下实行的层级内婚,是维持社会分层模式的文化策略.村内通婚、姑表婚、房族外婚和包办婚姻等都是围绕层级内婚而设置的一套社会规范.     

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

唐初 ,山东士族卖婚现象严重 ,出于打击山东士族的目的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一则禁止卖婚诏令。禁卖婚诏虽然限制了关中人与山东人的婚姻 ,减少了山东人入朝做官机会 ,但关中人互相婚嫁 ,封闭式婚姻 ,不但不能割除关中人旧有的胡族习俗 ,而且相应阻碍了山东文化向关中的渗透 ,其结果更促使胡族习俗在唐初社会流行。唐初逆缘婚等胡族婚俗现象突出 ,胡食胡衣盛行。胡俗在唐初的流行 ,禁卖婚诏令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制度环境的变迁

经济学中的制度一词译自英文institution,比通常认为的汉语字面意思有更广泛的含义。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换言之,制度无非是一种自然习俗,由于习惯化和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可见,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系列制约。人们正是根据这些规则来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合理预期。因此,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诱导人们的行为决策,并通过人们的这些决策来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     

开放与选择——婚姻圈文化论

人类走向进步的道路是开放与选择。开放与选择首先出现在人类第一种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中。婚姻涉及到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交流与沟通,涉及到人类种质、体质和文化素质的优化组合与整体发展。“婚姻圈”是指人类由种族——阶级——文化所限定的通婚空间和范围,或者由地域空间所限定的通婚范围。人类的姻婚史就是不断突破原定婚姻圈的限制,向着更高更大的婚姻范围运动。婚姻圈的运动史就是人     

作为惯习的潜规则——潜规则盛行的文化心理学分析框架

潜规则在静态意义上可以界定为未被察觉或不具备正当性的规则,它同时还指不按明文规则或违背公认、应然理念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其后果是造成社会多元规则的并存与名实分离的出现.潜规则的产生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潜规则的盛行却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行动惯习息息相关.传统文化的深层气质塑造了中国人的行动惯习,使得严格依照一元规则行事的方式难以成为社会的常态秩序形态.现代性的深度入侵虽使传统规则迅速失去正当性,但仍无法短时间内改变民族心理结构中的行动惯习.传统惯习与现代规则体系间的互不协调与搓揉震荡,是造成当下社会潜规则盛行的重要文化心理根源.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二）──敬宗收族：家祭、谱法中宗族政治的盱衡

作为古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穆制因史料的语焉不详,成为困扰历代学者致其聚讼纷争、模棱两可的学术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将昭穆与婚级、墓葬、宗庙制度联系起来探讨者甚夥,但持反对论者更不在少数。本课题前期成果从探讨家奠吊祭与婚制礼法入手,着重从＂婚级制与昭穆＂＂家族政治与昭穆＂＂君宗之辨与昭穆＂的角度进行阐释,并认为,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其产生的原因既决定了昭穆制度是维系宗族成员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敬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作为研究成果的第二部份,本文继续承接第一步研究成果的思路,并将研究假设建立在对大量谱牒解读与家族祭祀仪制的考察基础上,并试图得到下述结论：昭穆制度下的＂敬宗收族＂精神则是指导谱牒修撰与家族祭祀的基本原则,谱牒修撰所提倡的长幼亲疏与繁杂的家族祭祀程序都旨在为家族事务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共同的载体,这个载体,便是昭穆制度。     

婚姻理财要“1+1＞2”

婚姻与财富这个命题往往都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答案。结婚在经济学里,就是要达到"1+1>2"的效果。一是指"1+1"之后多出一个小孩,达到了婚姻的生育目的;二是指两个人结婚之后产生的协同效应。比如,以前是两个人各自承担住房成本,结婚后住房成本可以减半。另外,结婚还可以减少一方在追求另一方时发生的高额费用,比如鲜花、衣物等。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

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 ,“单位制度”或“单位组织”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制度 ,也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场所。在本文中我们想要集中讨论的是 ,个人在单位组织的层面上是如何获得资源的 ,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方式与单位组织的性质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一、两种研究视角对单位制度中社会资源的分配 ,可有两种基本的研究视角。第一 ,宏观制度结构中国的“单位组织”其本质是国家政治统治和资源分配的工具。国家借助于单位组织 ,将大多数社会成员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中。国家依赖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具体的资源分配规则…     

论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起来的一般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或称为制度安排。该安排包含一套连续的原则、规则、规范或决策程序等，能够限制参与其中的主体的行为，塑造行为主体的预期。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是衡量国际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影响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因素可大致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内在因素，主要指机制安排自身的特性或属性，包括思想基础、规则的改变及健全度；另一类是外在因素，指特定制度安排运作于其中的广泛社会条件与环境条件，包括参与者的权力分配、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成员国的政府能力。     

从解除“高校婚禁”想到的

自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婚恋观左右着《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订。从禁恋——不提倡恋爱——结婚开除——禁“租房”——不限制结婚一步步走过来,这是大学生民主意识逐步觉醒的铭证。尤其是“禁婚令”的解除,彰显着国人民主意识的进步、管理理念的改变、性观念的更开放及践行“八荣八耻”,标志了一个法治国家的不断完善历程。     

共产主义道德浅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超越了历史阶段”,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必然造成破坏客观经济规律,否定按劳分配,忽视个人物质利益等严重后果。因此得出结论说,现在只能提倡社会主义道德,而不应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现在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其他同志。(一) 为了讨论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道德,以及它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政治、法律等观念和制度,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点     

家庭观念在变化

以往,描绘传统的中国家庭时,往往是家和人祥的“三世同堂”。虽然依着历史的脚步人们渐渐淡忘了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诸如《四世同堂》、《家》这种理想家庭的典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演变,家庭做为社会细胞的一个分子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目前,我们中国人的典型家庭一般是由父亲、母亲、一个或两个孩子（少数民族）组成。以往的时代里,传统与道德观念明确地指导着人们应如何相处,如何生儿育女,现如今,社会道德标准已不能完全决定谁什么时候应与什么人结婚,以及生一两个孩子传宗接代,更不用说什么父母之命了。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