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上诉权问题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的上诉权存在实体权限和程序设计上的不足与欠缺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缺席审判制度中现有上诉权的设置难以契合其价值目标及功能需求.通过对缺席审判上诉权进行法理剖析,发现上诉权的价值体现在确保缺席审判实体正义、程序公正及保障人权三个方面,根据此价值预设,上诉权因而具备利益平衡、权利救济及纠正错误裁判三大功能.结合价值哲学和功能理论的实际场域,通过明确不同案件类型之近亲属上诉权的现实权限以及优化缺席审判上诉权的程序设计,以重构缺席审判上诉权的制度设计,从而保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合理运行.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衡量及实现机制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对席审判不仅是探寻案件真相的需要,而且是刑罚正当性的基础,因此,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必须亲自参加诉讼。然而,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这一司法传统,首次构建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能够满足实现刑罚功能、维护司法权威并畅通国际合作的实践需求,但也存在诉讼结构失衡、人权保障不足、司法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要想在利弊之间实现制度价值的最优化,必须建立规范的监察机制、有效的律师辩护机制、完善的诉讼监督机制以及健全的责任追究机制。     

监察机关参与刑事缺席审判法律问题探析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是典型的涉外法律制度，站在国际刑事合作的高度，为成功追逃，应充分考量法院域外送达传票成功率，宜明确监察机关锁定外逃人员住址方可缺席移送起送。追赃中，监察机关应该立足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案件类型、适用条件、境外文书送达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理的程序抉择。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引渡合作常附加必须重新审理或给予重新审理机会等强制条件，事实上产生了先追后判效果，缺席审判宜作为监察机关追逃“备而不用”程序。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在中国的立法构建——兼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度对接的国际一体化问题

《联合国反腐公约》中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对刑事缺席审判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立法空白,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履行《联合国反腐公约》、符合刑事司法审判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法律体系上的国际化对接.文章通过对该制度的域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     

非经刑事定罪的没收制度与我国相关法律完善

在简单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非经刑事定罪而没收犯罪财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事没收和缺席审判在未经刑事定罪情况下实现对财产没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缺席审判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对缺席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论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为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在各国相关法律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已参加联合国有关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与国际立法接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日益重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自诉方和辩护方的缺席审判制度,严格缺席审判的条件,保障当事人权利,具体规定缺席判决的可撤销制度,以期能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财产权益,保护无罪被告人以及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助益。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法理分析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日益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都采取的是对席审判。但司法实践的结果表明,绝对禁止缺席审判既阻碍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诉讼效率的提高,又影响了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的稳定;且在我国三大诉讼中,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适应当前与国际社会协作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保护性制度的法理探讨

精神病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和保护。虽然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但是相关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是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护性制度的价值缘起,医疗救助与社会防卫是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护性制度的内在逻辑,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应建立鉴定留置和缺席审判两项保护性制度以保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我国发生了许多犯罪分子犯罪后携巨款潜逃国外的案件，针对这些情况，我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确立缺席审判制度，以适应世界法治发展的潮流。深入研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刍议民事案件缺席审判之规范——从程序与实体的维度出发

民事案件缺席审判是弥补一方缺席而导致的非常态化审理模式的有益补充.缺席审判的功能在于保障审判权正常行使,实现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内核.现阶段,缺席审判遭遇诸多困境,制约了缺席审判制度功效之发挥.实践中,需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缺席审判,从程序与实体方面入手,确保缺席审判的正当性、公正性、高效性,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女性与陪审团

陪审制是吸收民众参与司法的最主要形式。改革我国现行陪审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试行陪审团．赋予被告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需要，更是推进司法民主、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女性有着自身的特点，吸收女性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刑事审判，能够在未成年人案件、性犯罪案件、女性被告人案件等案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应以价值分析为主视角，从实证分析和理性恩辨入手，探讨女性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刑事司法的独特价值。     

刑事案卷:文本的规范与程序的控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审判仍是一种严重依赖案卷材料的书面审判方式,这与我国当前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尖锐冲突。这一冲突难以从制度上通过对案卷材料的"休克疗法"或所谓的调和路径加以解决。从相对合理主义的角度看,坚持平衡司法现实需要与程序正义价值诉求的原则,着手于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的建设以适应实质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可能更为稳妥。刑事案卷制度的建设涉及对案卷文本界定、文本生成机制和案卷运行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建立,由此形成刑事案卷生成、运行的标准性和限制性规范,从而增强刑事案卷运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实现刑事审判程序正义价值。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被告人异议权的知识解构与改革

2018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弥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缺陷,赋予被告人异议权的救济机制实为必要。中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被告人异议权,一则立法对被告人异议权的具体规定导致其实际功能无法合理发挥;二则过度绝对化、无限化,被告人无须理由即可提出异议,且能达到足以推翻缺席审判的结果;三则没有明确异议权行使之具体内容,导致司法适用的模糊。这不仅会使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价值令人质疑、冲击中国司法权威,还会有碍党中央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进行。据此,理应对被告人异议权进行有效限定和司法细化,明确其提起的条件、时间、具体行使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从而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有效适用提供助力。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论国际刑事审判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在20世纪末已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能否适用于国际刑事审判中却存在过理论分歧,直到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1995年审理Erdermovic案过程中启用诉辩交易制度,突破了国际社会对该制度的认识仅仅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域限。之后业经1998年卢旺达前总理kambanda案、2002年南斯拉夫共同总统Bilyana Plavsic案中多次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使该制度在国际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价值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同。文章以辩诉交易制度的法理价值和适用案件的类型为切入点,分析研究了该制度在国际刑事审判中的发展趋势,以期能为理论界拓宽国际刑法的探索路径尽绵薄之力。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主持人语]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断曝光的刑事冤错案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公正审判,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些,重要的是正确认识与科学理顺侦查、公诉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我国立法上确立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实践中三者之间往往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一个案件的侦查证据材料形成后,甚至是“带病”起诉,直至审判,使得公诉和审判的监督制约功能缺失。这种流于形式的“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是酿成刑事冤错案的重要原因。要防止刑事冤错案发生,就要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厘清刑事司法规律,有效配置司法权力,优化侦查、起诉和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