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文化中的“排邪意识”

解构日本文化是日本问题研究的热点;对日本文化类型的定性有“杂种文化”、“嫁接文化”、“吸取—变形”文化、家族主义、集团主义等,本文阐明“古代日本文化的‘排邪意识’”是新的视角;日本文化是关联着东西方文化,又有别于东西方文化的文化形态,本文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为时空界域,分析日本社会处理本土文化即神道教与外来文化即佛教、儒学、道教之间关系时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历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质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形式 ,是人们了解日本、研究日本的一个渠道。无论是茶 ,还是饮茶文化都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 ,而日本人民在饮茶的同时将佛教的禅宗思想与茶文化融和了起来 ,由此形成了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的精髓就在于其“四谛” ,即和、敬、清、寂。它可以被称为是茶道思想的精辟概括和总结。该文从思想的角度入手去观察和体验茶道 ,从而使这一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日语的“表”与“裏”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又能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本文从日语的“表”和“裏”在语言中的表现“内”与“外”、“建前”与“本音”等几个方面来剖析“表”和“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点。     

日本文化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普通国家化”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变化的主题。“普通国家”的深层内核是对“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的追求。这一战略目标与目标实现手段的确定深受对等级制度的追求、集团主义文化意识与危机意识等日本文化特点的影响。对日本“普通国家化”前景的预测必须考虑日本文化的特点。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从日寇在清华园犯下的罪行看日本“共存共荣”的实质

本文以日军在清华园所犯的种种罪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共存共荣”实质上是日本“独存独荣”,目的是要在文化思想上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以便巩固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访采真荃”的空海

千余年来,空海对日本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是日本僧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同时在哲学、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同中国交往最频繁的“遗唐使”时期.空海曾留学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思想成果,加以消化,为发展和丰富正在成长中的日本古代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往上,空海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日本的“家”文化与国民性

日本的“家”文化孕育于本土,在其形成过程中,佛教、儒学逐渐融入日本的“家”中,共同成为“家”文化内容。她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日本民族的“集团主义”、“等级服从意识”、“纵式人际关系”等特殊国民性均可以在“家”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它作为日本国民性的基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相应的形态表现出来。“家”文化也正在走向衰落,日本的传统国民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弱化。     

日本“和”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文化归结起来是一个“和”字。这种“和”文化有其双重性：日本人崇尚以“和”为贵而又待人敬而 远之;日本人“团体意识”极强,有其积极作用,而又有排外的消极因素。我们应当积极引导日语学习者充 分认识日本“和”文化的这种双重性质。     

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刍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以“日本的伏尔泰”著称于世。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日本能够奇迹般地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历史观则是他启蒙思想中最富合理内容和最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本文试图就“文明”历史观的产生根源、基本内容、合理因素和历史功过,作一简略论述和剖析。福泽“文明”历史观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它的产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要求。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

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为代表的明清圣谕相关书籍东传日本，展现了其在日本被模仿创新的轨迹，与中日两国关于明清圣谕思想交流的实质，也为“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只有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提炼、发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其与不同文化之间互识互鉴以及更深层次的认同，加强不断与时俱进与再创造，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力与影响力。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日本学院哲学前的哲学

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日本接受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佛教和儒教的思想逐渐变为日本的“传统思想”(或称“东洋精神”)。从十八世纪起接触西方文化,到十九世纪接受西方哲学。近代日本“哲学”是作为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环节而被接受过来的。日本文化的     

日本“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

日本群雄纷争的“内乱”，为当时西方文化传播者进入日本，营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西学东渐”的态势，西方文化传播者自身的特征或条件，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意识等内外因素的有机契合，使“南蛮学”最终得以形成。“南蛮学”广被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始基。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明道”与“修德”并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通过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两大主要流派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研习可见,“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明道”偏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修德”偏重于对主观世界的完善,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以“明道”与“修德”并重为社会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也是突出的优势。将“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日观中：罗兰·巴特认识中国文化的渠道与方式

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日本都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铃木大拙以日本禅学为基础阐释中国禅学、道家思想,冈仓天心以日本“寂”美学通释禅学、道家思想与日本茶道,并以日本茶道为基础阐释中国茶道,这二人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受此二人影响,罗兰·巴特以日本学者为渠道,透过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建构他的文化理论。文化上的影响不只是点对点的线性关系,学者皆处在一个互相影响的“多元网络”中。中国学者须具备“多元网络”思维与“世界学术中的中国”视野,正视中西交流中的以日观中现象,反思中西对话之间的日本因素,辨明以日观中遗产中的成果与糟粕,扬弃日本这个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较中国与西方文化,实现文化汇通。     

艺术·体系·视野——“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研究

“世界艺术”思想源自启蒙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其显著特征。其后,黑格尔在“艺术整体”观中再度阐释了“世界艺术”的思想,并第一次试图为艺术的世界史建立整一的历史体系,“世界艺术史”思想因此得到首度阐发。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艺术史”的探索中被遮蔽、排斥和异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的多维阐释和书写实践中,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新国际主义立场上正视并认同文化差异。对待差异性的不同态度始终是理解特定时期“世界艺术史”思想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艺术史,即“全球艺术史”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