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资发放之后……

滚滚商潮，汹汹物欲，把束缚中国人的“君子偷于义，小人吃于利”的旧观念涤荡得一千二净。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如今的现实：国人不耻于谈钱，不羞于逐利，争做市场经济弄潮儿。钱，对于国人来说太重要了，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或短缺钱是万万不能的。正因为如此，对于今日工薪阶层来说，尽管少数好汉“下海”致富，压根儿不在乎工资那几个于儿，但是其中的大多数还得靠工资那几个子儿支撑生活，应付社交。长工资，他们翘首急盼，情不自禁，或高兴而拍手，或激奋而跺足，或不满而吵闹，或消极而怠工。难怪有人直言：新工资，…     

“贵族”乱弹

曾几何时,“贵族”在中国还是个谈虎色变的玩意。它常以“老爷”这个词为后缀,为20年前的百姓们口诛笔伐之对象。而今不但有自诩“贵族”者,且堂而皇之地有贵族俱乐部、贵族学校、贵族游艺场乃至贵族系列的推出。有人惊呼在中国已出现了一个“贵族阶层”。贵族究竟是个啥呢?贵族在西方往往指的是爵位的高贵和财富的富有,强调外表的优雅和举止的脱俗。真正的贵族气质,当体现在一种不骄不媚、不狂不傲的精神内涵,即使拥有富有财产也尽力追求一种高素质的人格品性。它有别于小人得志后的自鸣炫耀,有别于乞丐发迹后的一掷千金。就这些意义上而言,称某些暴发户为贵族,是否有点抬举他们了?在中国一些款爷们的心目中,“贵族”是皮尔·卡丹服装,老人头皮鞋、人头马路易十三洋酒等等代名词。在今天这个时代,金钱已成为许多     

经济发展一再大起大落探源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剧烈的震荡中艰难地前行的。除政治动荡的冲击外,经济运行本身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起大落,也一次又一次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每次危机后的教训总结,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甚至使人产生一种信念:这样大的危机不会再出现了,“瞎折腾”已成为历史。而事实却使人再度失望。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次次花那样沉重的“学费”,却依然驾驭不了经济发展,仍然不能从“必然”走向“自由”呢? 根源就在于指导思想上患了急于求成的顽症。我国近代的落后、贫弱,使一代代中国人渴望经济的振兴、民族的强大。新中国的建立,     

《子夜》的创作与托派的“华洋资本无差别论”

有些论者在分析《子夜》时往往只提茅盾这句话:“这样一部小说……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事实上在一九三○年前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既“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同时也提出一个迷惑人心的极左观点,即华洋资本无差别的观点。有人说:“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好兄弟”,“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不应当把整个资本主义给他划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     

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

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归结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既无可能也不充分，这是因为资本的增长速度、技术的增长速度是经济系统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它们既不可能“根本”改善、也阻止不了我国“粗放”增长方式的发生。这些经典的“增长方式”范畴都忽视“交易费用”的存在，因而用以解决中国的增长问题就显得很不实际。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根源在于低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低效率的根本出路只能从废除不利于分工和协作的制度，建立和保护有利于分工和协作的交易制度入手。没有这些使交易费用能根本改善的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增长“粗放均衡”的状态就不可能有所转变     

中国: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学问题

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和推动力,已失去原来“姓资”还是“姓社”的政治涵义。然而发展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市场经济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长久以来在“左”的思想路线干扰下,中国由于长期坚持计划经济,造成国有大中型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大多数亏损严重,需要国家大量财政补贴;僵化而又残缺的社会福利政策大大超过国家可能承受的限度,而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贬值、商品流通环节和金融渠道阻塞,最终使国家经济发展缺少后劲。然而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又不     

治安问题突出存在于体制转换中

社会治安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而恰恰在于新旧体制急剧转轨过程之中。转型时期社会治安新形势，突出体现在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不适应性特征，导致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潜在因素增多，社会总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治安形势趋于严峻。这些潜在因素首先是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高度张扬和膨胀。市场经济本身尤其是为打破非常僵硬的旧体制的市场发育形成阶段，要求利益意识的觉醒及欲望的不断发动与激活，但是，由于新的社会规范体制不可能一夜间建立，于是出现了许多“闯红灯”现象，甚至由于欲望的过度膨胀…     

"南北宗论"的合理性分析

董其昌提出了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他被称为一代宗师 ,不在于他的书法风行天下 ,也不在于他改变明中期的“吴门画派”画风 ,而在于他旁通禅学 ,以禅论法。把我国唐宋以来千支百派、纷纭万绪的山水画 ,通过笔墨、皴法、构图等综合治理 ,与禅学一样 ,分为南北二宗 ,成为明清以来中国画论的主流 ,向下影响到绘画主流的发展 ,向上影响到对中国画史的把握。     

启蒙与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

肇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理性觉醒的又一次呼唤.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启蒙的本质及其实现途径.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可见,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本质在于使人从幼稚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于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走向成熟需要借助于他人的指引.     

重返关贸与对俄贸易

一关贸总协定至今仍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准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中,关贸总协定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它组织无法比拟的。首先,关贸总协定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的基本宗旨,有效地冲破了各国的贸易壁垒,把自由贸易变成了一把既约束别人也限制自己的双刃剑。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演变,经济强国的一些行业开始衰落,而经济弱国的一些行业开始成熟。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把自由贸     

评刊表

好莱坞流行一句话：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是在于你认识谁。翻译成时下流行的汉语就是：人脉。一个朋友说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就算借钱,小学、初中、高中也要托关系进重点！只有这样,将来走向社会,孩子的人脉才会好！看报上说,人家美国有个耶鲁大学,特有名,是重点大学。学校里有个学生社团,叫“骷髅会”。别看名字不咋地,但从这个社团走出了三个总统、两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无数议员和内阁高官。你想想,要是谁家的孩子进了这个社团,     

勤劳而不富裕的中国命题

“勤劳而不富裕”的命题,同中国没有经过专门的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其典型的表现为:缺乏诚信机制导致社会交易成本过大,机制障碍导致社会产出成本过大,产业低度化陷阱导致大量产业利润的外泄,心智贫瘠导致“穷得只剩下了钱”。由此,整个社会的“过剩管理”和反效率化倾向严重。而更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由于传统机制的根深蒂固,导致社会创新意识的短缺,导致社会“富裕化的贫困”现象严重,致使整个社会陷于“勤劳而不富裕”的陷阱。     

释“看不见的手”

长期以来,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家均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释为市场经济①,把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称谓“经济人”,并据此概述了斯密的“经济人”思路要点,②包括市场经济学说。本文认为,上述诠释、称谓、思路要点不符合或不尽符合斯密的本意。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本意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市场经济;《国富论》阐述了包括“经济人”在内的“利益人”行为模式;市场经济是“利益人”实现、发展经济利益,“富国裕民”的经济制度和学说。     

反映论－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意义

本文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口号，首先揭起了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这面大旗。作者在追溯了“生活”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脉络之后，指出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意义在于把生活作为本体而不是将心灵精神作为本体，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从此使艺术从天国回到尘世、纯粹观念回到现实，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个我走向社会，从少数精神贵族走向人民大众。     

哀莫大于心死

不久前,在报刊上登载过这么两则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某女姓钱,不幸失恋,痛不欲生,乘家人上班之际,爬到五层楼室的平台上,准备跳楼自杀。这五层楼的下面紧挨着闹市区,行人听到楼上发出“我不活了”的叫声,骑车的,步行的,全都伫足而观,人群中不时地发出唏嘘声: “最好有人上楼把她抱住,她要真跳下来,那     

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初,它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则是在80年代初。长期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知识分子对这种思潮是比较陌生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是把它作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而加以排斥和批判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作之后,就对过去某些简单的定论和批判提出了质疑。于是,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词多义

偶然在《新英汉词典》中直单词brass，得知它作为名词有以下几种意义：①黄铜②钱③厚脸皮④高级官员。汉语中这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和名词性词组竟然并列在英语同一词条下，仔细品味，其中似乎向人们昭示着什么。虽然汉语辞书将上述事物分列于不同的条目，但它们之间未必毫无联系。先看“黄铜”与“钱”，我国古代就曾用铜铸造钱币，“铜钱”至今可以在收藏者摆的地摊上找到。再说“钱”与“厚睑皮”，现实生活中，有人为了钱不惜丧失人格国格，脸皮还不够厚吗？而将“金钱”、“厚脸皮”和“高级官员”并列，则与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     

商代农业原来如此——读《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

“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家谱”。对此,钱穆先生最不能同意。历史是什么?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答案来。“一部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农学史家如是说。也许有人不赞成,但谁也不能不承认,“要想研究中国历史,如果对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历史一无所知,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既然农史这般无法绕过,任何一个史学者对它都不能不予以足够的关注。     

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沟通和结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哲学（理性） 自我提升而走向神圣化的道路,也是信仰摆脱权威与狂热而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本文区分了这种“理性化”的两条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并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文章指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世人陌生的道路,而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心学道路”,即走上与上帝“相遇”的道路     

“一张分”d背后

“钱”,有不少别名,早一些的,有“孔方兄”、“大勒斯”,晚一些的,有“大团结”、“花纸头”之称;而近年来,则冒出来一个时髦名字:“分”。一些个体户爱把钱叫做“分”,把一张十元币叫做“一张分”。十元币怎会变成“一张分?”现象的背后,有社会心理在。按币值,一张十元币应该等于“一千分”,把它称作“一张分”即“一分”钱,币值减少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币值的缩减,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人金钱观念的变化,具体说,即由先前的“重钱”变成了“轻钱”而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些人手头的钱多起来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个别少数人甚至成为百万富翁。钱的增多这一经济存在的条件,必然产生消费上对钱的小视、轻视乃至无所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