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看语言规范的对象和方式——从“网络语言规范”之争说起

共同语和方言是主体和变体的关系,它们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语言规范的对象是共同语,规范方式分为建立和维护两个方面。共同语依据一定的规范标准建立起来之后,与方言之间会形成一个接口,共同语的语言成分会通过接口进入方言,反之亦然。因此,为维护共同语的纯洁性,还需要在共同语之外的接口设定标准,驻扎监管机构和队伍,以阻止消极的方言成分进入共同语,也阻止方言进入本该使用共同语的正式场合。地域方言和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社会方言本身不需要规范,也规范不了。只要在接口处严格把关,方言和共同语就可以和谐共处。     

论重庆方言中的古入声字演变

古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官话人声的消失是其声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官话人声的发展、演变进程中,人声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共同语的逐渐普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又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越来越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官话人声发展中的上述规律,在重庆方言的发展演变中有其独特表现.     

农民工打工地方言的习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珠三角地区3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粤方言为例实证考察了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地方言的习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1．1％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可以听说”粤方言,“能听但不能说”的有40．4％,而“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有18．5％。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来源地与打工地的地理接近性、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业余时间看电视、社会交往、永久性迁移意愿、年龄和所在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农民工习得粤方言的效果有较显著影响。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变化与方言

普通话不是孤立存在的系统.它要推广普及到各方言区的群众中去,以发挥它作为全民通用的交际工具的职能.它一旦为人们所掌握而运用于日常言语活动中,就转化为言语变体.方言以自己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影响着共同语的变化.弄清其与方言的关系及变化规律,有助于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上的混乱,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实践意义.     

文言性质新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说述略

文言是古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对文言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文言与方言、白话关系的探讨都有助于证实这一观点,确认这一观点。许多有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理解和解释。     

非方言族普通话中的方言因素及其影响——以洛阳市涧西区为个案

生活在方言族包围圈内的非方言族在使用普通话交际时,由于语言接触的作用,其普通话也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在语音、词汇等层面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性,最终致使非方言族的普通话产生群体性偏误。对洛阳市涧西区非方言族的语言状况调查发现,非方言族普通话的偏误情况与年龄、居住区域、交际场景、语言态度等因素相关。应关注方言区范围内非方言族的出现以及非方言族普通话中所显现的方言痕迹,以便在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保护中谋求生态平衡。     

中华民族共同语：概念形成与地位功能演进

中华民族共同语指现代汉语标准语及其变体。这一概念是在多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背景下,在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具有汉民族共同语、中华民族共同语、国家通用语、国际通用语四位一体的重要语言地位。中华民族共同语建设,不仅具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社会文化功能,也具有促进两岸统一和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共同语建设方面,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加强这一建设,必将在祖国统一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凝聚人心的功能,从而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同时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加速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任何企图削弱这种功能的图谋都注定是会失败的。     

常州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交际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方言和普通话因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两者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常州方言在与普通话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从语音语调！词汇使用及语法结构等层面产生了一种类似中介语的特殊语言形式。探讨常州方言与普通话在接触过程中的特征及原因,对于克服常州方言对使用普通话的影响、更加规范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有效交际,具有实际意义。     

虚拟与现实——论网络语言变异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交际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众多网民以网络为交际媒介,建构了独特的网络虚拟社区。网络虚拟社区具有与以前社会形态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有别于以前所有社会形态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从而掀起了新兴的网络文化,诞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作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变异形式,是为适应网络交际语境而采用的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语言变体,因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揭示网络语言变异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论证网络语言变异对现实社会文化环境形成的影响是研究的重点。     

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的变化

语言接触现象十分复杂,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制约着语言变化的方式、程度和方向。影响语言接触的决定性因素有两方面,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汉语方言变化有其内部结构原因,但真正推动其变化的是社会文化力量,它的发展变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影响汉语方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的社会文化因素很多,以陕南方言作为语言接触的视点,归纳出制约或影响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以尖团分混考察影响方言变异的语言因素

从分尖团到不分尖团,是汉语方言发展演变的大趋势。无锡方言尖团音似分又混的现象初露端倪,表明它正处在由分到混的初始阶段。它所体现出的参差不齐的语音现象,正是我们考察这一发展进程的活化石。本文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手段,结合变项规则分析法来考察与无锡市区方言精组尖音字的变化相关的语言因素,从而揭示出方言在和普通话接触之下是如何逐渐向普通话靠拢的。     

内蒙古西部方言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语言接触是指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一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或短期的频繁交际而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种语言现象。内蒙古西部方言区的语言具有晋语的某些共同特点,同时又融合吸收了周边蒙语、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章从语言接触方面对前贤的文章作整体梳理,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不足之处。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方言变异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带动并导致农村方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自身方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农村方言变异。     

论普通话与方言的互构

以语言进化论为研究视角,基于湖北省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实证调查结果,探索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首先,在自然状态下的语言接触中,通过将普通话的实用性、广泛性和通用性与方言的情感性、有限性和区域性相对比,指明了普通话的迅速崛起与方言逐渐衰弱的发展趋势。其次,在持续互动下的语言竞争与选择中,普通话与方言相互融合、渗透。在多重力量的冲击下,加速了普通话优势地位的确立。第三,语言的重构建塑了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分用的总体格局,呈现混合性、双重性、灵活性与社群性的综合特征。由此,得出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形成互构关系的结论。为了避免普通话与方言的二元对立,在今后工作中要不断摈除观念误区,树立多种语言和谐共处的观念。     

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

近年来,社会上对"农民工"的关注和讨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农民工的维权、农民工的医疗等问题都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进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语言生活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受经济利益、社会动机和地位意识的驱动,为了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城市,农民工在语言态度上采取了推崇普通话而扬弃家乡话。任何一种方言都负载着优秀的地方传统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方言母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放弃了一种优秀的地方文化。因此,国家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应当加强群体方言母语的维持。     

普通话与武汉方言接触状况调查

本文应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调查了解当今普通话与武汉方言的接触状况及原因。调查及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武汉市普通话的使用较之以前更加普及,并且对方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充分显示了"推普"工作的成效。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与我国长期"推普"工作密不可分。     

黎语杞方言与汉语生态接触的类型与趋向研究——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分析黎语杞方言与汉语生态接触的类型和趋向等问题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多种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黎语杞方言和汉语的语言生态接触,认为保亭县黎语杞方言和汉语的生态接触主要分长期接触、深层接触和群体接触几种类型,其生态接触趋向包括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和语言濒危等方面。     

网络方言等级考试及其研究基础和研究价值

网络方言等级考试是近年来火爆于网络的一种新兴语言变异现象,具有民间性、娱乐性等特征。网络方言等级考试的研究有特定的学科基础,即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研究,基于语言本体的方言事实研究,以及基于语言测试学的语言等级考试研究。网络方言等级考试研究有重要的学科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乌鲁木齐农民工语言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新移民进入城市，形成大小不同的语言群落。文章探讨乌鲁木齐地区的这些农民工新移民语言群落的语言选择、使用和变异的现状，以及他们给予城市的、城市给予他们的语言影响和他们的语言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