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佛经翻译看译者的主体间性

人们一直认为我国传统翻译中过多地强调了"意译",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归化"而非"异化"的方法并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翻译活动中建立起来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监督者以及出版者等在内的主体间性关系.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关注到这样的主体间性,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就会更好.     

主体间性下的译者创造性

围绕译者的创造性,首先从翻译主体性研究展开,讨论了翻译主体间性产生的必然性和重要理论价值.主要探讨了主体间性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从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重要的翻译主体展开来验证主体同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通过讨论主体间性对译者创造性的制约,发现主体间性理论的实用价值,从而也为译者创造性的度寻找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     

从翻译的主体到主体间性

译者穿梭作者与读者之间,寻求着各个主体之间的平衡,这种间性行为使翻译活动变得复杂而微妙。本文从翻译主体出发,论述翻译中译者与作者、读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间性关系,试图寻求各主体之间成功交流的解决方案。     

论翻译批评的主体间性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翻译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多有关注,但对同属于多主体参与的翻译批评活动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在论述翻译研究范式转变以及翻译研究主体间性转向的基础上,从翻译批评主体的多样性、翻译批评主体性、翻译批评主体的身份间性三个方面论述了翻译批评主体间性研究的必要性.     

翻译研究本体中的主体间性特征

传统语言学派、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将翻译研究本体分别认定为文本、文化因素、译者.它们分别处于翻译研究中的单一主体地位.作者认为运用主体间性理论所主张的"翻译研究中的多元主体间相互平等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共同构建翻译研究的本体"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翻译研究活动.     

从艾米莉·狄金森两首诗的翻译看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的主体间性

以艾米莉·狄金森两首诗的翻译为例,举证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作者、作品、读者的主体性地位为前提,避免翻译中自由发挥式的"创造性叛逆"行为。翻译中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充分尊重翻译中涉及的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各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和协作、妥协和平衡,是获得最佳翻译效果的必由之路。     

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作者、译者和读者均为翻译主体,都在积极地参与翻译活动,译本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结晶。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制约,主体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为了确保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应该从主体性研究走向主体间性研究,通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达到主体间的“视界融合”。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译者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受到了翻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介绍翻译的单一主体论及多元主体论梳理了翻译主体的研究情况。基于跨文化视角,从翻译择取,翻译分析策略,翻译行为三个方面阐释了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又介绍了翻译主体间性的情况,指出译者、赞助商、读者都为翻译的主体,好的译作不仅要依靠译者的独自创造,也要发挥赞助人、出版社、作者、读者等多方面力量的主体作用。     

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在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强调翻译研究中个体主体向社会主体的转向,并指出不同文化之间应建立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关系,才能真正体现翻译的桥梁与媒介作用。     

主体间性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嬗变

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趋势,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以及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赞助者操控与唐代佛经翻译

唐代佛经翻译的繁荣与发展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皇帝的支持密不可分,是一种权力操控下的产物.作为"赞助者"的朝廷操控了佛经翻译的全过程,包括译本的选取、翻译策略及译本的流通.他们操控的目的在于取得政权、稳固政权.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历史上的汉藏翻译述略

文章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 ,对历史上汉藏文翻译做了介绍和分析 ,这对人们了解汉藏翻译史具有一定的作用。     

古代汉文佛典中的“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

中国古代佛典翻译形成的字词极为复杂。这些字词有许多表现形态 ,“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种类。它们在汉文佛典中占有相当比重 ,展示了佛典在翻译方面的重要特点。这些字词的出现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和思想宝库。     

《杂宝藏经》词语随札

随着汉译佛典的传译 ,大量佛经文献渐次形成 ,新词 (此处指非佛教专业用语 )新义亦随之产生 ,这成为一支影响汉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成分。但从目前流行的几部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状况来看 ,普遍存在着忽视汉译佛经文献的现象 ,造成收词不全 ,义项不完备之弊 ,不能完整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状态。从《杂宝藏经》中的一些列子 ,可看到佛经词汇在辞书编纂中的作用。     

试析清代蒙古族佛经翻译

清代,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驯服强悍的蒙、藏民族,除采取怀柔、联姻政策外,还借助宗教的作用从精神上控制少数民族,表现为特别崇信黄教、弘扬黄教,给黄教以种种特权,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举措对蒙古族社会起到了双重影响.抛却消极影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而言,有着促进其发展的积极一面.尤其使蒙古族佛教经典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     

《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活动本事来源地考索

《金瓶梅词话》中有很多描述尼姑宣卷活动的情形，其详细程度及所占篇幅，在我国小说作品中属仅有的一个现象。《金瓶梅词话》中所反映的尼姑宣卷活动是我国民间宗教文娱活动的一种独特形式，而这种形式历史上也仅在山西介休一地实际存在。本文拟将这一书一地的特殊性联系起来做对比研究，由此认定山西介休当是《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本事来源地。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