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方法与统计检验

论述了阈值自回归模型(TAR)和冲量阈值自回归(M-TAR)理论方法及其检验统计量的构造,并应用Bootstrap自助法来获得检验统计量的渐近P-值或渐近临界值.运用该方法分析了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波动的"深"和"尖"两方面的非对称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波动呈现较强的"深"型波动,而"失"的特征并不明显.同时通过对价格指数的非对称性研究,发现价格指数周期波动并不存在非对称性,因此以价格名义变量来解释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是不成立的.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     

基于广义误差分布的股票收益率波动特征分析

假设股票收益率序列服从具有厚尾特征的GED分布,利用多种非对称性模型描述和检验了沪市股票日收益率序列的波动性特征,发现股票价格波动具有条件异方差性,并通过对股票市场信息影响曲线的分析,刻画了沪市股票价格波动中的显著非对称性。这说明股市波动对于不同的政策干预和信息冲击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且非对称性的方向与以往结论有所不同,说明我国股市风险变异特征和收益状况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利好消息＂对股市的刺激作用需要其他市场干预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     

基于EVT-POT-SVt模型的风险度量研究

金融资产收益常因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产生异常变化,针对其收益的厚尾性、波动的异方差性等特征,采用基于Markov链的Monte Carlo模拟积分方法对随机波动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取得标准残差序列,应用极值理论与SVt模型相结合,建立了基于EVT-POT-SVt的动态VaR模型。通过对上证综指收益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很好地刻画收益序列的波动性及尾部分布特征,在度量上证综指收益的风险方面合理而有效。     

基于M-Copula-GJRSK-M模型的沪深两市的相依性分析

金融资产不但存在方差风险,还存在时变偏度风险和时变峰度风险,这使得仅从金融资产的前两阶矩出发来研究风险变化显得十分局限.GJRSK-M模型是描述金融资产的高阶矩风险的有效工具,可对单个金融资产的分布进行拟合,而M-Copula函数能连接组合金融资产的边缘分布,因此本文建立了M-Copula-GJRSK-M模型来研究沪深两股票市场的相依性.实证表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对数收益率存在高阶矩风险和风险的非对称性,即指数下跌时,条件方差风险和条件高阶矩风险会增大,且在极端情况下,两市上涨的概率要大于下跌的概率.     

基于M Copula GJRSK M模型的沪深两市的相依性分析

金融资产不但存在方差风险，还存在时变偏度风险和时变峰度风险，这使得仅从金融资产的前两阶矩出发来研究风险变化显得十分局限。GJRSK M模型是描述金融资产的高阶矩风险的有效工具，可对单个金融资产的分布进行拟合，而M Copula函数能连接组合金融资产的边缘分布，因此本文建立了M Copula GJRSK M模型来研究沪深两股票市场的相依性。实证表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对数收益率存在高阶矩风险和风险的非对称性，即指数下跌时，条件方差风险和条件高阶矩风险会增大，且在极端情况下，两市上涨的概率要大于下跌的概率。     

对我国证券市场结构性缺陷的分析

对我国分割性股权结构的证券市场制度导致的缺陷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定性、定量地分析了“折让配售建设全流通市场方案”的困境在于持股主体间风险与收益的非对称性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建设证券市场的“修正方案”,并提出了“修正方案”的实施主体及相关步骤和措施     

基于GARCHSK的铜期货VaR估计方法研究

基于GARCHSK模型对期货收益序列的条件偏度和峰度进行动态建模,提出了“有偏”和“尖峰厚尾”分布下的VaR估计方法。通过对沪铜期货的实证研究表明,其收益分布存在明显的“有偏”和“尖峰厚尾”。基于不同分布假定下的VaR估计结果的Kupiec检验表明,基于GARCHSK的VaR估计方法能够有效提高VaR的估计精度。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采用新冠疫情期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疫情期间轻资产运营、公司治理和金融资产配置对公司价值维护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轻资产运营能够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对公司价值具有正向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受到疫情的冲击越严重;公司持有金融资产时,公司价值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特别是持有非流动性金融资产;国有企业持有更多金融资产时受到疫情冲击较为严重。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试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层次投资渠道的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投资与回报不对称、需要规模投资、收益稳定与不稳定共存的特点，因而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具有权责不清、决策不科学、计划经济色彩等诸多缺陷，解决的办法是在坚持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多种投资资金来源、多种投资方式、多种投资回报形式的多层次投资渠道。     

上证指数波动率和收益率长期依赖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经典的和修正过的重标极差方法研究了在1999到2009上证指数中的波动率和收益率的长期依赖关系。运用具有预白（pre-whitening）和后黑（postblackening）的Moving block bootstrap方法为假设检验构建置信区间。结果显示上证指数的收益率没有显著的长期相关。但是,波动率具有显著的长期相关。关于收益率的研究和之前一些研究提出的中国股票市场具有可持续性的结论相抵触。并且,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数没有运用置信区间或只是基于标准正态分布的置信区间。因此,这些研究的结果需要从新检验和从新进行解释。     

信用评级结果引用制度论析——后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法律制度改革的思考

信用评级结果引用制度是适应信息社会、信用经济和政府职能社会化背景而出现的一种制度形式,是优化金融监管、提升监管绩效的必要制度安排,是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手段.因诱发评级失灵、推波助澜金融危机废除信用评级结果引用制度是因噎废食之举.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树立规制信用评级结果引用行为的理念,制定规制信用评级结果引用行为的法律规范;确立“市场生产、主动评级、用者付费”模式保证信用评级结果信息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适时制定统一、透明、动态的信用评级机构认可制度;针对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制定专门监管制度.     

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成因、国际经验及启示

中小企业尽管在经济发展中地位重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致融资过程中“麦克米伦缺口”的长期存在,因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规范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扩大债券市场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均衡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源于经济改革融资的客观需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两个子市场,二者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自创立之初,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就一直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的结果。证券市场要均衡发展,就应扩大债券市场,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的介入成为必须。政府政策目标与农村合作金融又存在利益冲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国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实施干预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三种,要因时而异。     

中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非对称性特征及其后果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在城乡呈现出非对称性的特征。在农村,这种非对称性表现为投资收益外溢城市,而在城市则没有形成投资收益对农村的外溢,只表现为投资收益内溢城市区域自身,其结果则是农村的发展因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而受到限制,致使中国城乡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发挥政府作用,大力加强对农村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     

产业哲学视野下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金融产业链,泡沫沿此膨胀,危机沿此蔓延.全球化放大了泡沫,加深了危机.在金融产业链中,流动性、信息不对称、监管缺失,以及利益与风险得到传递和倍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次贷之后的金融产业链是一连串金融创新的结果,然而与技术创新一样,金融创新也有待社会化,监管是社会化的组成部分.有必要根据人性的弱点来重新设计金融产业链的制度.创新开辟新的自由,然而在进入新的"自由王国"之际,会遇到未曾预期的新的"必然王国".     

中小企业集群的信贷融资优势--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角度分析

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是由于授信主体较难获得受信主体的真实信息而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中小企业集群不仅给中小企业带来诸多的竞争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并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因此,中小企业集群将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