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哲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

巴蜀哲学作为巴蜀文化各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蜀学之魂,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兼容开放;释经创新,超越前说;沟通道欲,情理结合;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等主要特点。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经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促进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刘沅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理学与经学

理学与经学李禹阶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风格、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以来以经学为形式的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就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一、理学的经学形式理学是适应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需要而产生的，又是...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漫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

本文所说的"巴蜀文化",完全是地域文化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巴蜀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因此,它既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也有别于经学与训诂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蜀学".     

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

本认为,邓经武专《二十世纪巴蜀学》,在巴蜀化观的建构,数千年巴蜀学发展的勾勒、20世纪巴蜀学史的开拓,巴蜀学“川味”“蜀风”的体味……等方面,均开了撰写巴蜀学史的先河,值得学术界重视。     

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山川早水《巴蜀》与近代四川风情

山川早水的<巴蜀>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清末四川民间风情的记载十分深入全面,特别是对当时下层社会的记载,如旌表做假、峡江私窑、奉节歌妓、官场应酬、旅店风俗、救生红船等风俗的记载,许多是同时代国内文献记载所缺乏的,也是同时代西方人记载所没有的,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真实社会风情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巴蜀>一书清末在日本的出版,对近代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有一个起始点的作用,研究<巴蜀>一书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侵略的背景.     

巴蜀文化与巴蜀非遗、农耕文化的关系研究述略

本文以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动态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巴蜀社会、非遗以及农耕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内容涉及巴蜀社会、非遗、历史地理等方面,并呈现出注重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解读、突出区域内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研究等特点,但对于巴蜀文化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及为古蜀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的农耕文化等诸问题所表现出的历史认识和哲学反思仍尚显薄弱。     

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

目前已经面世的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均是从近现代四川方言的词汇出发对四川方言进行静态描写,对于唐以前文献中的巴蜀方言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明清两代开始形成的现代四川方言是以古代的蜀语和秦汉以后的巴蜀方言作为自己的底层,对蜀语到四川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还是开拓性的工作.中上古蜀语研究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史的完善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

纵观北宋后期到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之内在关系 ,三者经历了三个互动阶段 :1 宋元时期戏剧“小说”化 ,改变了自身的内容、性质、体制而真正成熟。 2 明代长篇小说“戏剧”化 ,小说由叙事为主变为写人为主 ,由记事为主变为记言为主 ;又吸纳了戏曲宾白的经验 ,使用方言。 3 明末清初 ,小说戏剧“诗”化 ,《红楼梦》用诗歌创造意境 ,结构小说 ,塑造人物。小说戏剧诗歌互动 ,使三者完美融合 :小说有诗之意境、节奏、韵律和戏剧般人物 ;戏剧有了曲折情节和诗的意境 ,诗歌可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官名之一。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跌宕 ,人们难以把握其丰富多变的内涵 ,常常产生误解。实际上 ,"三公"从产生到变为虚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 :先秦时“三公官”为尊称 ;秦汉时"三公官"为宰相 ;晋南北朝间始正式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官", 间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隋至唐、宋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官 ,不预政事 ;北宋徽宗朝"三公官"复改名为"太师、太傅、太保"为真相之任 ;宋钦宗之后至元明清"三公官"(太师、太傅、太保)为加衔。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的政教之论

我国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宋元为萌生期,明代为拓展期,清代为深化和完善期。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时承传、现实导引与梯度拓展等多方面的特征。     

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