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①.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②     

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

本文认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从福建的科举历史,便能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进士和举人构成了福建历史上政治、文化和教育人才的主体."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上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城无远不届几个方面."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大多数专学,因而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

目前可确认的籍属山东的明代山东解元有81名.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反映出明代山东是一个文化教育和应试科举之风相当普及的省份;同时又很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在支撑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资源中,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明前期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83.33％,后期则下降至20％.这主要是由明后期解元进士出自官宦之家的数量明显提高造成的;但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弟的自身努力实现的.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以科举宾兴为中心

清代科举宾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     

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末,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南宋诗歌地位、作用、功能之变迁

南宋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理宗朝之后,由于科举的影响和理学的兴起,诗歌地位、功能、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的地位的衰落期,诗歌逐步退出科举士人的视野,而科举不利或不事科举的江湖士人乃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这对后世诗歌创作风格、特点、诗学观念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存在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海内外科举研究的广泛开展,“科举学”已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就不下10本,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最近,宋元强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纲鉴史书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和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它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     

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

该文作者曾在力挺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基本史料、方法、观点与结论的前提下,对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以及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并在相关论文中,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据该文作者称,从来没有因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而说三道四,更没有因此而苛求过何炳棣。又据该文作者称,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在翻译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以及做相关评论时,一再说该文作者论著中,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而批评何炳棣,又忽略了该文作者有关文字的部分观点。该文对此予以说明和澄清。     

论明清会馆的社会基础

明清会馆是本土社会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民间同乡组织.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不断强化的地域乡情观念,为会馆创设提供了情感动力、 认同基础和维系纽带;二、 科举盛行和商业经济发展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为会馆创建和服务提供了主体即流寓人口;三、 政府的认可,确保会馆作为民间组织能够合法地生存和发展.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是明清会馆大规模长期存续的深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