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工商业行会论略

以坊市制度崩溃为特征的“宋代城市革命”,为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工商业行会的形成即是这一变化的产物。宋代的行会有行、市、团、作等称谓,形式也不拘一格。宋代行会的形成与发展对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商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而且对工商业的发展及工商业者自身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宋代行会制度史》简评

《宋代行会制度史》简评周宝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出版了魏天安同志的《宋代行会制度史》一书,这是一本功力扎实的作品,值得认真一读。首先,这本书把宋代行会放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行商（客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研究,指出了宋代...     

互动博弈中的政府与中介组织--宋代行会的演变及其启示

行会组织从宋前由政府在城市中设立的工商业集中生产和交易的区域即"行"逐步向"协调内外竞争关系和维护成员利益的互助互济功能"的"会"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收缩引起的,其结果导致了民间工商业繁荣,同时也导致了工商业者的两极分化和官商勾结的盛行,反过来妨碍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政府规模的限制和中介组织的发展是必要的前提,但必须建立一套保证中介组织公正运作的外在约束机制.     

论中西行会制度形成的途径问题

行会制度问题,是封建城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西欧中世纪和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历史,都曾存在过行会和行会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就行会问题进行了新的研讨,在中西行会产生的原因、性质、作用与特点诸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然而,有关中西行会形成的途径问题,却很少论及。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宋儒与宋代统治思想的形成

赵宋政权实行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思想,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其实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由于赵宋政权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吸收法家思想中某些因素,辅以佛道,凡能为其所用的思想意识,兼容并蓄,讲究实用,其统治思想又表现出较为开明的特性。一、宋统治思想的奠基赵宋开国之君赵匡胤,为宋统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孙光宪有言:“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将推行仁义的赵匡胤誉为汤武之君,言其“顺乎天而应于人”。赵匡胤即位之初,施政纲领中即贯穿儒家思想,崇尚忠义,维护仁孝。他见武成王庙两廊所绘名将中有白起,就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食于此?”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与中国古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形成

取保候审古称责保知在,是刑事司法中普遍采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是借助于保证人的信誉约束诉讼参加人,以配合司法活动的诉讼保障措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取保候审于北齐初见使用,<唐律疏议>亦有条文记栽,两宋时期形成制度.与前代相比,宋代取保候审的规定更加具体,其适用条件的详备程度已达到当今立法水平,甚至有些规定今世未能企及.宋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可为宋代司法制度发达的又一力证.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一个近二十年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最初比较系统的说法见于朱汉民、陈谷嘉先生的<湖湘学派源流>,随后王兴国等先生的<湖湘文化纵横谈>、王继平等先生的<湘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湖湘文化论集>(上下册)、马积高先生的<湖湘文史丛谈>、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等跟进讨论.时至今日,虽然对某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但对这样一个名称及其内涵与外延等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湖湘文化"成了学术界公认的名词,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①     

论宋代话语共同体与市民文化的形成

宋代市民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历来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话语共同体",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此对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开宋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南方文化之崛起与宋代文风之形成

南方文化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就进入了全面超越北方文化的时期。宋代文风的形成，是南方文化鼎盛的一个突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宋代差役改革与都保乡役体系的形成

宋代差役改革在组织上发生了州县役人由官雇向私募的转化,乡役人以都保为单位的地域组织因之遭到种种扭曲与变形.南宋经界与差役法的调整试图在清理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更富弹性地容纳多种社会关系,使乡役组织能够在乡村社会自发而有序的完成,无需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而对在城的胥吏活动则力求加以规限.乡与都的职能分化正反映出州县行政在实际运行中所发生的城乡观念的分野,其运行的内在理路主导了此后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宋代的俸禄制度与宋代的灭亡

宋代俸禄制度非常复杂 ,变化较多。尤其宋代俸禄优厚 ,出现“高薪养贪” ,仕风日坏 ,从而加速了宋代的灭亡。因此有必要了解宋代禄制的沿革变迁及其特点 ,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供借鉴。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宋代书院教育与宋代理学的传播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书院的学术传播功能 ,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他们使书院在讲学、藏书、祭祀、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更加制度化、正规化 ,确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 ,极大地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 ,为理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 ,超越其它学派上升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者的结合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学渊薮的形成:宋代江西理学的昌明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宋一代,以学派林立、学术多元、思想自由、成果丰硕而堪称造极。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学习风气,使宋代江西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聚徒讲学的理想场所。前有欧阳修、李觏与三先生共启理学先声,继有周敦颐莅赣为理学开山奠基,至朱熹、陆九渊等一代理学宗师崛起,理学终于在江西系统集成、发扬光大。江西也因理学家活动时间早、学派多、人数众、地位高、贡献大、影响远而成为宋代理学渊薮。     

试论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

一、关于行会以及对清前期苏州会馆、公所的分析什么是行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行会的产生是这样论述的,他指出:“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个人劳动.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便产生了行会.”①马克思又说:“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外     

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

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但过去被简单化、庸俗化了。今后的研究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王兆鹏认为,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王毅指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或生动地再现官商的暴虐,或写经商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对于清官、天道的幼稚幻象,淋漓着古代中国皇权经济的血腥气。张兵认为,经济生活不仅对于戏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戏曲的表演领域、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戏曲艺术水平提高、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李桂奎认为,应加强从文本内部研究经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个体的经济生活——“财色”——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统筹与调控。     

宋代中央行政监督制度与宋代社会政治

<正> 我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日趋成熟、完备。至宋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中枢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各自相对独立的中央政治制度新系统。宋中枢决策机关是中书,即政事堂。政事堂原为宰相办公之所,宋代发展成“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的宰执议事决策机关。政事堂决策既定,即予中书舍人草制成书面文件,后付门下省审核, “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倘若“法度命令差失过当,初则舍人缴纳,中则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谏官、御史乃论之”。可见,行政监督是贯穿于朝廷决策、出令、执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中书舍人、给事中认为朝廷敕命有不妥之处,即退还(缴奏、封还、缴驳)或执之不下(即不书读行下),以防患于未然。政令下达及执行过程中,则有台谏监督论列,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早纠正。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会史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成果斐然,但学术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本文就中国行会的产生、会馆是否属于行会、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在介绍和评论学术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