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新闻学理论体系之建构

民国时期,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期间,新闻学者致力于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普及,同时也尝试理论体系之建构。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有报学、新闻事业之学、新闻之学的分野,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也随之出现三种不同呈现形态。对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同探索,是民国时期新闻学术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为当今的新闻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简论中国人的中和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主体思想大致有仁者爱人、修己慎独、经世致用、和而不同、义以为上、伦理精神等几个方面,其中和而不同的处世风度,也就是中国人的中和之道,最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试论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

中国一直以自己灿烂的文明影响着历代日本文人.这种影响在近代却变得复杂而微妙.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中国对芥川文学的影响颇具代表性.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芥川以古代中国为舞台的作品中饱含了对浪漫中国幻象的向往,面对现代,他保持了一种文化回归的心态;中国访问使芥川心中的文本幻象被丑陋的真实所取代,他在停止了对古代中国叙事的同时产生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欲望,他依据中国访问的经验写下了一系列具有反战、反侵略意识的作品.     

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

高升号事件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高桥作卫,《英船高升号之撃沈》 为其集大成之作.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终极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由于能利用珍稀的军方原档,又与国际学界交流深入,高桥的研究百余年来影响不绝.尽管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 日本政府的处置、 英国政府的态度等的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流传的唯一的中文版船长证词与高桥版之间存在类同关系更值得重视.高桥及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的历史,对甲午战争史研究亦有宝贵的启示.     

明清通俗小说评者参改现象之原因探析

在明清通俗小说的版本演变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颇不正常的现象:评点者越出其职能范围参与作品的修订.然而,评者参改之所以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其背后有其值得我们探讨的深刻原因.其原因有四:一是当时的托古改订之风,二是通俗小说创作自身的有待完善,三是求本之善,四是评点者的自我意识.     

道教文化视域下的柳永艳情之作

北宋词人柳永向以词风俚俗而著称,他创作的大量艳情词更是词坛一道奇观.柳永词的近三分之二是艳情之作,历来被视为"淫媒之语",而罕有探讨其缘由.其实,柳永的思想受道教影响很大,其艳情词具有浓厚的道教房中文化意蕴.柳永艳情词的性描写几乎都化用仙道意象,所体现的两性观念、性爱心理都和道教房中术存在契合之处.     

沈周官宦之交的多重意涵探析

通过官宦之交,沈周所引领的吴中文人圈不断延展扩充,并由此开启了明中期吴中文学流派、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的全面繁荣,其广泛的官宦之交所积累的丰富的社会资本,至少还蕴含以下意义:(1)缓解经济生存问题和声名得到迅速传播;(2)礼物交往背后的政治意义;(3)也使作为文化符号的"沈周"具备了更为丰富的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与再审之诉的事由比较

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性和封闭性成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先天性缺陷,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护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必要的。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区别该诉与再审之诉的本质和功能,设立区别于再审之诉事由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     

试论涩泽荣一与张謇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两国的精神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失衡”现象。如何解决这一哲学意义上的困境?回归有道德伦理约束和精神追求的原点,不失为一种选择。中日两国近代实业家的代表涩泽荣一和张謇,将儒家的终极价值理念这一中国文化的原点作为实业经营活动的灵魂而躬行之,对如何突破上述“困境”,具有某种昭示意义。另外,中日关系的未来,与“东亚共同体”不无关系,而这一“共同体”的文化基点何在?涩泽荣一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空间。     

风流无复数香奁——论韩偓的艳情诗

韩偓这位享有忠臣节士令名的诗人,却偏偏自行结撰了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香奁集》。《香奁集》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文人艳情诗集,千载之下,褒贬不一。借鉴文本分析、史料考证法,可以得出如是判断：《香奁集》既有艳夺温李的旖旎诗篇,也有与艳诗毫无关系的寥落意绪,更有介于似艳非艳之间的幽微心曲。     

元稹“艳诗”考论

元稹自叙“艳诗”定义,以“干教化”相标榜。陈寅恪先生虽以为其为昔日情人崔莺莺而作,但今日学者复相质疑。本文首先考察元稹诗歌结集情况及现存作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元稹所标之“艳诗”,虽非咏一人而作,但其中亦包括为崔莺莺所作之诗歌作品;(2)元稹“艳诗”可分为三类,究其整体性质,则属艳情之作。     

从两性文化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的两性文化背景下,《白鹿原》中的三位女性:白灵、田小娥、冷大小姐以其不同的方式对既定命运进行了反抗。她们试图超越悲剧的追求虽然最终归于毁灭,但却揭示了民族生命的深层动力,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     

吏隐诗的嬗变

吏隐与吏隐诗主要表达了吏隐者亦官亦隐的思想情怀。历史上的吏隐者有提出朝隐的东方朔、提出大隐的王康琚、提出中隐的白居易以及实践吏隐的山涛、阮籍、谢、王维等著名文人。探讨白居易的吏隐诗,闲适是其主要特点,而且其闲适乃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或者休假时闲雅、悠闲、自足的情调,与传统意义上隐士彻底的“闲”是不同的。     

读路遥,说评论——以《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为例

贺智利的《黄土地的儿子》一书中平均使用力量,对路遥进行多方面的阐释,使得路遥的形象变得扁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路遥的形象。这本专著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宗教和语言。中西文化对宗教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一些中国学者竭力要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因素,这往往弄巧成拙,贺智利就是一个,他的著作在这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就方言来说,贺智利和路遥在这个方面都犯了错误,他们都把很多关中方言词汇当作陕北的独特语言来处理,对《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的阐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在接受中生成的"鲁迅文化"与"茅盾文化",在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当代多元文化动态发展的视野里,应以理性态度来把握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从论争话语、人格特征、人生形态及文学影响等方面切实理解其当代性的"存在",而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亦即意味着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     

诗史之情常在 现实主义永存 ：－面对诗史、诗人的深思与顿悟

《胡征长诗选》以事记史,以情记史,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士的豪情,一个诗人的柔情,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挚情,鼓舞了一代人蓬勃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的夺目光彩概括了一个时代,并在新时代呼唤着神圣文学的回归。尽管极左政治使这位“胡风分子”蒙冤二十余年,直至今日才将他写入当代文学史,但其人格和作品却因此而更加昭示了文学的神圣。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