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认识,目前文艺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使对普遍引起重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侧重社会批评;有的强调艺术批评;有的提倡既要社会批评,也要艺术批评;有的主张二者的统一。(见吴元迈《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载《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306期) 我认为只有从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意义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才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本文将就什么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客观性与阶级性、时代性的关系试作论述。     

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诡”出现较早且具有丰富的意涵。在《文心雕龙》中,“诡”出现多次,被刘勰系统地用作一种文学风格学概念。在深入理解“诡”义的基础上,刘勰将“诡”引入文学批评。“诡”的文学风格学意义,正是根于其本身的“反”“违”“异”及“变”等义而产生的。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体系中,“诡”作为一种含贬意的文学风格学概念,其风格特征表现在作品的述情表意、遣词造句、选字配义及协声调律等方面,可谓刘勰对南朝文弊的集中批评与规箴,同时也从反面显现出刘勰对理想文学风格的塑造与追求。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批评:从“判断”走向“想象”——兼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判断式批评,这有悖于文学活动是一种想象力创造活动的特性,因此,我们要提倡想象批评的模式,让批评回归文学本身。李先国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想象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范本,但还需要在理论方面充实完善,在实践部分还需要通过不同范本提升想象批评的范畴、方法与步骤等。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批评是一门科学——关于文学批评的几点意见

文学批评本来是一门严肃的、讲道理的科学。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往往科学性不足,任意性有余,造成了文学批评的混乱,对此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首先,谈谈“批评”与“科学”这两个词的定义以及文学结构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批评”是批评家的工作,是对文学、艺术等作出判断的技艺。科学乃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验证而获得的系统的、公式化的知识《包括道德、政治、自然等)以及对此知识的研究。这里所谓的公式化就是规律。我这里所说时“批评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批评”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考证并作出明确的判断;而且从中获得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及其研究就是科学。     

论新时期文学批评姿态的演变

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以文本为出发点,还是以批评家为出发点？答案是众说纷纭。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考察了“文学批评”概念,其复杂性让人惊叹。却尔在《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把对文本的解释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然而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猛烈抨击文学批评寄生于文学,认为需要“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无论批评是以文学还是批评家为出发点,都表现了相应的主体姿态。     

当代批评的“角色错位”——90年代批评状态分析

当代文学批评，理应就是“文学”的批评。但是自建国初至８０年代末期，由于受我们国家“政治中心“的影响，文学批评也充当了这一中心社会政治批评家的角色，实质上这是文学批评的“角色错位”。９０年代，社会进入正常的和平发展时期，当代批评应从这种“角色错位”中摆脱出来，回归它真实的本色，才是它唯一的出路     

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革命阅历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家,茅盾具备一般批评家难以得到的独特素质;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革命胆识和探寻文学作品奥秘的艺术悟性,因而其文学批评观就见出独树一帜的品格。从其独有的生活与艺术素质出发,我以为茅盾的整体文学批评意识是纳入“历史——美学”的批评法则范畴之内的,这是这位批评家文学批评观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他为新文学批评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之所在。探究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活动的源头。茅盾从事文学批评,一开始就视野开阔,志向不凡。“五四”初期的国内文坛,用茅盾的话说“简直寂寞到极点了”,“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但茅盾看到,“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干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文艺报》与“十七年”读者批评空间建构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参与了读者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的考察。为我们呈现了《文艺报》建构专业文艺工作者批评言说空间的历史角色；对几个典型问题的梳理，映射出《文艺报》建构读者批评规范与制造文化认同的权威文艺批评媒介价值观。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成果,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女性形象”批评、“女性中心”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多元文化身份”批评。在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在尊重差异与个性的基础上走向融合,不断完善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丰富文学批评的视域。     

赵蕃“论诗诗”的批评方法及其特色

云南清末民初的白族批评家赵蕃，其文学批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该组“论诗诗”运用“历史批评”、“知人论世”、“意象化批评”三种批评方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较多创新，体现了自己的特色，是白族古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之作。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创造善意的空间：让批评在不断的自我转型与调适中进步

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一直饱受诟病,批评的形势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正如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文学批评,我们需要从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虚幻乌托邦中走出来,才可能更为理性、更为客观地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组织本学科博士生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讨论。这里既有对于当下整体批评状态的判断,又有对各种批评问题的分析。我们并不急于简单地对各种批评现象盖棺论定,而是试图从学理层面讨论其背后的深层机制。比如对于“酷评”,我们既对其正面的价值进行了肯定。又对其危害性进行了剖析,更从文学史、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揭示了“酷评”的发生机制与心理机制,这显然比简单的是非评判更有意义。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