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

魏晋士人的超脱、旷达与潇洒的魏晋风度 ,构成了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一个主要标志。魏晋名理学以“自然”为逻辑起点来建构天人新义及人的价值学说 ,给魏晋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诞生从哲学基础、性命原则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对抗与困惑——论魏晋风度的内涵

魏晋风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艺术人生的追求,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一种写照,他们特立独行,不拘礼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对抗,而这种对抗的外表下大多隐藏着内心深深的矛盾与困惑。魏晋风度是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魏晋风度与犬儒主义的比较及其启示

古希腊犬儒学派与我国魏晋风度均诞生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皆表现出蔑视世俗礼法、轻视物质利益、鄙视现实社会等特点。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环境迥异,他们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及返于自然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对犬儒主义和魏晋风度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风度的身体表达

魏晋名士以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为人生宗旨,啸歌、裸裎、服药、饮酒等种种身体行为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达形式。如此种种与个体感性价值相关的行为,是自我生命本质的外在流露,是对"宁做我"观念的现实阐释,从而成为了他们的人格标识。     

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闲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     

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研究

本文就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道家思想重新崛起的原因、儒道本义、魏晋风度的特征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的关系.     

解析魏晋风度的精神本源

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个性最张扬的一代之文学 ,它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精神土壤。魏晋风度的创作主体即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在混乱的时政中突显 ,放达玄学在与虚伪名教的较量中勃兴 ,狂狷之美对庸呶世俗进行抗争 ,正是当时时政的孕育 ,玄风的飙起 ,审美的嬗演 ,成就了魏晋风度 ,这也就是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魏晋风度产生的精神本源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魏晋风度论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这里所论的风度是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     

魏晋风度何为？

魏晋风度是一种死亡返出来的的风度，是文人的反常风度，主要是反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行为规范之“常”。其表现为：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和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这种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重要的是揭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     

器范自然的“魏晋风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也正是在现代生活困境的映衬下,"魏晋风度"便以它那种"器范自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豪华与严肃"的独特魅力展示了一种精神性的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境界!"魏晋风度"不独为一种人的风度、文化的风度,也更是一种源于"天地境界"的大自然的风度,是我们民族与世俗、与物质拉开距离的风度!这种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     

魏晋美学与魏晋文化──评《嵇康美学》和《狂与逸》及其他

本文就张节末的两本书作了比较深入的评价。作者试图克服一般书评就事论事的模式，把张节末所研究的问题放到总体美学研究背景中予以分析，既肯定张节末的方法论和美学取向，也指出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分析中探讨魏晋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进而探讨审美与人格精神之间的关联，强调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之重要性以及生命探求在美学中的意义。这不是单一的书评，而是对魏晋风度的一种解释取向。（张节末博士，现任杭州大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副编审。）     

魏晋风度语词溯源及精神实质之我见

魏晋风度凝定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固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觉醒是魏晋风度的最深层的本质。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体现在对自我的充分肯定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否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