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法制观念的转变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全球化时代,法律具有解决国内及国际性事务双重功能,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法律发展的重要趋势。全球化给传统的法学观念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因此,树立具有全球视野的法制观念,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条件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现状之考察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然后逐步延伸到政治、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当代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中国法律文化面对法律全球化的挑战,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深入研究这些新特征,分析新问题,将有助于我国法律文化与国外先进法律文化的接轨,找到差距,弥补不足,进一步推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在发展中,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意识文化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在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保持并发扬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不仅是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更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需要几代人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辨析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冲击是显见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语境,法律必然做出回应.经济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经济与法律是互动的,但二者属性上存在不同:经济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在这里效率是基本的思考;而法律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在这里国家主权是价值判断的唯一依据.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发展,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内法律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国内法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也在所难免,这种回应注定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     

法律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目标

自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首设律例科,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仿效哈佛、耶鲁法学院教学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律教育之先河。屈指算来,中国新式高等法律教育,在先学美国,次又随德、日,及至后来模仿前苏联的不断拜师换师中,走过了风雨百年。直至今天,随着法律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我们的法律教育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实现法律教育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将在法律全球化视野下对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以及法律教育的目标展开论述。     

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

法律移植的隐喻应在广义上使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理念开始形成并得到强化,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法治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这些新趋势对法律移植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法律移植的理论范式应得到发展。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移植理论范式:对初民社会适用文化范式,对国家产生后和现代社会前的传统社会适用政治和文化范式,对民族国家阶段的现代社会适用政治范式,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适用经济、政治和人类共同价值范式。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以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 表征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 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中国法制的第三次变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治理结构, 标志着这次法制变革的开始。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及法的精神的转换。这表明, 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 我国法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 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制。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论经济全球化下的法律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法律全球化已经是一种无可争议的事实。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法律也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它是指各国、各地区以经济交往和科技进步为先导,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法律制度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共性与个性并存且共性不断增多的过程,它也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进一步发展。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本国法律的发展,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机遇和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法律的真正发展。     

全球化与法律发展的两重性

全球化是以经济为先导的一种全球性的整合运动，它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带动法律的发展，使法律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调整方式及其价值取向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为发展中国家的法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发展并非是一条坦途，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其法律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向度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去向在何方,是坚持文化的本土主义、全盘西化、还是中西调和？本文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延续及发展的现状,从纵横两个维度上论述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向度,即横向——全球化的挑战、纵向——现代化的拉动,从而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纵横两个维度的再造问题。     

论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全球化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对司法独立制度建设方面的挑战。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律全球化浪潮,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现行宪政的体制下,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而不是全盘接受西方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及其所谓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并根据它们去设计中国的法制未来。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关于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哪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我们国家要怎样去适应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经济上全球化,则国内的各种体制势必与国际准则一致化。经济运作遵守国际准则,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的保障,而且需要契约精神、秩序原则、公平诚信、科学态度、效率至上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从人的内在需要来推动人们的经济活动。这里便出现文化适应的难题。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一切皆是…     

法律全球化:预设、反思与展望

法律全球化的本质属性是法律属性和全球属性,法律趋同论、法律国际化论、法律多元化论在这两个属性上都不完备。国际社会并非统一的法治社会,而是基于自治自律的治理模式的社会。法律全球化并不客观存在,未来能否实现由世界结构的变化决定。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要求寻找法律全球化以外的实现全球正义的道路。     

全球化与法律的内在化和外在化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通过法律的内在化和外在化促进了法律的成长,而这种作用在国内法、国际法和欧盟法的体系融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法律全球化与世界人权保护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然而这一潮流给世界人权保障提出严峻挑战。在现有体制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权问题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通过推进法律体系的全球化来制衡经济全球化下的人权危机。关于法律全球化的争论,至今形成了三种观点,即激进主义观点、怀疑主义观点和折衷主义观点,本文对三种观点加以评析后提出,应当大胆地主张推进和努力实现法律全球化。但是在现阶段,法律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不到全球化的程度,未来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在全球形成共识,因此目前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人权问题,只能依靠和完善现有的各种层面上的人权保障机制。     

法律全球化与入世变法

法律全球化是近年来法律领域内的一种明显的客观发展趋势,它表现为国内层面的各国国内法不断互相协调、互相融合、逐步趋同,国际层面的统一立法所涉领域的宽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加强、影响面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运动形式上表现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我国要以入世为契机,通过修订国内法律法规活动经历法律全球化过程。     

也论《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框架下的法律服务对外开放——兼论中国的立法取向

法律职业是根据国家 (或法域 )的边界划分并直接反映法律的国家属性和司法管辖权的地域属性的 ,但在晚近出现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中 ,普通法国家 (特别是英美 )的律师业由于若干重要的原因而占据优势地位。文章对GATS框架下的法律服务贸易的定义和分类、法律服务贸易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当地管制 )进行了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涉及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的立法发展。文章对业内若干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进而认为 ,法律服务的对外开放程度与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 :中国的具体情况 (包括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政策导向、律师业的竞争和发展需求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等 )决定了中国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应该是若干“当地管制措施”条件下的高度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