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漫议诗与感情

<正> 一关于诗与感情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涉及诗的本质、创作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古人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尽管后人对“志”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感情是“志”的内容之一。有人说,感情是诗的生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因为诗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以情感人。如果一首诗没有强烈的饱满的感情,就绝不可能激动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评严羽的妙悟说

一、《沧浪诗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蕴从北宋的文坛来看,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轻视文学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形象特征,提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文学理论。严羽的“妙悟说”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他说:“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     

斗士的歌吟——读《巴松诗歌集》

千姿百态的生活,写进诗里本应是千姿百态的诗。可是某些艺术至上主义者却以不食人间烟火为高雅,以仅仅发掘内心世界为职志,把诗的路子走得越来越仄逼狭隘,把诗的题材弄得越来越单调枯窘,把诗的读者排斥得越来越稀少寥落。清高似乎清高,寂寞也够寂寞。在这样的诗人眼中,是不会承认《巴松诗歌集》中的作品是诗的。因为这恰恰是另一种和他们胃口截然相反的诗:人间烟火味极浓的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谁在抬高诗? 谁在贬低诗?

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诗的态度决然不同,前者驱逐诗人贬低诗的价值,而后者则为诗的存在辩护抬高诗的价值.但实际上,二者的不同又有内在的同一,即二者的诗学都是理性主义诗学,在感性与理性对立,哲学与诗二元对立上,他们都坚持理性与哲学为中心,从而贬低诗与感性.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柏拉图在另外一种意义无限抬高了诗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贬低了诗的地位.本文认为,这两种对诗的态度都是对诗本身价值的遮蔽.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中国古代诗画融合的生成机理与表现形式

绘画与诗歌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中却日益呈现出了融合的趋势。其诗画融合的生成机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虚实相生：诗与画的相似相容;二是艺术语言的不同：诗与画的相异相吸;三是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审美观。诗画融合的艺术形式则表现为诗意画（以诗为画）、题画诗（以画为诗）、诗画合一（诗画一体）和图像诗等四类。古代画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中国当代画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

竟陵派的中坚,钟惺、谭元春(以下简称钟、谭)所编选的《诗归》一书,分为两集,隋以前诗,以《古诗归》十五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七百六十九首(除去焦氏易林,铭文、谣谚之外)。以《唐诗归》三十六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二千二百三十三首,选作者约三百家。入选之诗多数皆经圈点,或眉批,或夹批,或总批,或首、尾批。由此可知,《诗归》五十一卷在当时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评选见长的诗歌选集。从编选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孙中山有无诗作补辨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也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最有成效的政治家。他一生著书立说,全集就有二三百万字之多。然而,他不作诗,也没有发表过诗,这也是事实。长期以来,流传着孙中山能为诗,证据是《挽刘道一》七律诗和镇南关之役马上吟     

论剧与诗之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从戏剧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诗与剧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剧源于诗,剧属于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戏剧和诗还是一个整体,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其次则是诗、剧异畛,是剧从诗的分离.从近代戏剧开始,由早先的以剧本为中心转变为以表演为中心,剧不再做诗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第三是剧向诗的回归.不加区分地将戏剧与诗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为了舞台性而抛弃文学性也不对,只有将二者适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戏剧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剧向诗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它对我们当前戏剧的启示就在于,戏剧必须寻找并恢复失落的诗性精神.     

汉代“兴喻”说

汉代“兴喻”说萧华荣＂兴者喻＂、＂比兴等为譬喻＂①，是汉人的共识与通说，而不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为起发、感悟。孔子诗＂兴＂论的背景是春秋用《诗》（《诗三百》），汉人诗＂兴＂沦的背景是解《诗》（《诗经》）。汉人解《诗》虽也归趣于用，但那是另一种...     

退溪的爱民诗及其批评意义

退溪的爱民诗及其批评意义〔韩〕金泰雁一、爱民诗的批评方向退溪诗的作用也是自然诗中所常有的。自然诗既是有感于“欣赏自然”形象化的诗，又具有涵养性情（即正心）的作用。与“欣赏自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诗能够以“正心”为创作依据而完成创作。在保留下来的退溪诗...     

"诗变为词"说辨证

诗变为词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流行甚广,近代以来也常常成为人们描述中国诗歌史演进的逻辑框架。词已经主要不是歌场之曲,而是开始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案头文字,这是诗变为词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古人所谓诗变为词主要有三种含义:一、古人也有从文体演变的角度讨论诗变为词的,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诗变为词说恰恰是不能成立的命题;二、诗变为词有时隐喻着诗尊词卑的价值评判;三、诗变为词有时则主要用来说明歌场文坛风尚的变迁,即诗唱为词唱所取代。故对古人的诗变为词说,今人应有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更不宜不加辨析,直接借用。     

新诗象趣谈

<正> 象为诗之貌,佳诗必有象趣。在古典诗歌中,不乏象趣盎然之作。在现代、当代的新诗中,对于象趣的艺术追求更成为展现新诗现代美的重要途径之一。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是感情升华的晶品。感情之于诗,如血液之于人体,水分之于草木,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诗歌必须动人以情,好诗必有情趣。诗歌在最高的内容层次上,力求以诗情的旋律去进行哲理的探索,这是诗对最高思想境界的一种追求。所以,诗     

论李群玉的山水诗

唐代诗人李群玉的诗“多登山临水 ,怀人送归之制”。他的诗是以屈原宋玉的《楚辞》为宗 ,兼有陶诗与谢诗的风格 ,尤其“登山临水”的写景诗 ,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成为盛唐诗佛王维之后山水诗派的一盏传灯。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苏轼的“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是严沧浪批评“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尽变唐人之风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 严羽之后,“以文字为诗”就一直成为用以区分苏黄宋调和盛唐之音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说,对苏黄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毁誉参半,那么,对“以文字为诗”的评价,就近乎是完全的否定。 古人批评苏黄“以文字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自诗经至盛唐以来的诗歌传统。如早在严羽之前的张戒就批评道:“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