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省人口的低生育率水平

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陕西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21世纪初,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本文就陕西的低生育水平现状、存在问题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不利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性、严峻性和复杂性,必须克服盲目乐观情绪,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才能保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发展前景

1人口发展中的生育率因素经过近20年的严格控制。我国正在逐步趋近一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良性的人口环境。其重要标志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靠拢甚至超越生育的更替水平。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这类地区包括：京、津、沪、辽、吉、黑、苏、浙、川、鲁等10个省市,其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15％。它们的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上波动，这些地区已做到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并对全国人口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示范影响，但这些地区多数属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这就给人以假想，认为“经济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顺此逻辑，那…     

低生育率下的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使我们必须重视和积极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文针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的对策。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基于浙商群体的解释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文章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有关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１低生育率的概念与事实 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人口经历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革命性”转变,人口学家们称之为“人口转变”。如果从量上来刻划这种转变,一般是平均预期寿命从４０岁以下上升到６５岁以上,总和生育率从６以上降到３以下。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历了这种转变。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死亡率和生育率在达到低水平后,仍然在继续下降。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７５岁,总和生育率降到了１．５。因此,２１世纪的来临,往往被称作“长寿时代”的来临和“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 “…     

俄罗斯低生育率的成因及“母亲资本法”的成效评价

近年来俄罗斯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与人口低生育率有直接联系,经济因素、社会生育观、宗教以及价值观差异、个人家庭状况都影响出生率动态,"母亲资本法"的出台对人口出生率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社会家庭政策同时也存在迄待完善的地方。     

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率作用的量测

如何量测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的影响,各国的人口学者提出了很多量测技术。下面介绍近年来被联合国出版物推荐和各国专家公认的一些方法。 一、标准化:标准化并非是一种专门用于计划生育评价的方法,在统计学上常用于控制某些混杂因素,以能清楚地确定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出生率(或一般生育率)可以受到年龄结构、婚姻状态分布以及已婚育龄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婚姻家庭危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

一、20世纪规年代，当亚非拉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依旧保持在高水平的时刻，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继50年代一度回升后，开始出现持续下降趋向，而且出生率水平爱来越低（见表1）。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第48－51页．”三河到199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为12．9％0，增长率为5％O，总和生育率为1．7o德国L、好安、希腊、法国、瑞典等国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胶除了童工制和实行义务教育制。结果，儿童不但不能再给家庭带来收入，相反，由于挖掉强制每个学龄儿童必…     

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特性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育水平度量指标,它在人口分析和人口预测等方面都有着很广泛的用途。尽管人口学家们已经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它的有些性质仍然是我们不很熟悉的。在本文中,作者将讨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性质、即一个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相应的各个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农村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

<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的变化。而家庭人口的变化,又主要受家庭功能变化作用的影响。因此,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人口过程的社会规律,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作用。一、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所谓家庭的生产功能,是指在家庭范围内组织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能。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家庭在管理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中的一切活     

21世纪稳定低生育率的战略和政策

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转变,是不彻底的、暂时的动态平衡。本文提出了判断人口转变完成的四个标准,指出稳定低生育率是一项战略任务,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本文对中国目前人口控制状态做了基本判断,并提出了建立稳定低生育率战略的政策体系。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论以提高妇女地位和创造低生育率环境为中心的社区发展

1社区建设的思路我国的人口控制实际上是由三大块组成的，第一块是宏观领域，包括国家、省、地区和县；第二块是中观领域，指乡和村；第三块是微观领域，指生育的承担者──家庭或个人。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控制走的是一条以宏观控制为主的道路，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人口控制政策和人口控制目标，然后逐级下达到省、地区、县和乡，并且主要用行政力量保证人口计划指标的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控制工作的深化，它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因为宏观控制主要考虑整体环境，基本上不考虑微观主体所面临的生育环境差异。这样，在生育…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再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

１９８２年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大量数据，使人们有可能从多方面对１９８１年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同年还进行了１‰生育率抽样调查。１９８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则提供了各年份的人口数据和各地区的经济指标。作者曾依据这３项资料来源，对中国的生育水平、发展变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过一些分析探讨，得到某些结论，写成《中国生育率的水平和变化》一文，提交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的“中国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国际讨论会”。此后，该文始终未以中文在国内发表。１１年后重读此文，觉得当时所概括的对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进一步为８０年代的人口发展所证实，现在仍有必要重申。     

北京市人口在低生育率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一、80年代北京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其特点 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结果表明,1990年7月1日北京市总人口已达到10819407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的9230663人增加1588744人,平均每年增加198593人,增长率为17.21％,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05‰。这样高的速度,在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次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2.53‰)而居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