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在千变万化的各种人类道德中,有无普世、绝对、永恒的道德价值?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转型中,是否存在传统和现代相接续的德性之链?梁启超试图通过私德与公德、本原与条理、道德与伦理的分辨,区分道德的价值与规范、德性与戒律、共相与殊相,以寻求古典道德的普世价值,进而揭示道德演化之变革与认同、断裂与连续、革新与继承相交织的复杂性。     

公德和私德的厘定与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

关于公德与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并由此寻找公民道德建设的可行进路。本文通过对公德与私德的厘定 ,探讨它们的相互关系 ,指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和症结所在 ,提出加强私德涵养和公德建设 ,并实现两者的转化和贯通 ,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公共性:儒家与古希腊道德相异的基点

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家 ,其道德的公共性相当缺乏 ,这是造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缺乏公德意识的重要原因。对儒家与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比较 ,具体地凸现了儒家道德公共性的缺乏及其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先验观念论:康德道德神学的认识论基础

康德先验观念论不是消除而是加强了现象和本体、自由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并且最终为神学确立了道德论证的途径。从中国哲学体用论的立场看,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并没有放弃它所批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基本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最终皈依神学,而且其出发点就是为信仰辩护。     

全球性德育与现代道德

全球化趋势要求建设与国际范围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相适应的公共行为准则。全球性德育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人）公共行为准则的研究、体认、确立和普及。全球性道德是现代道德的基础部分,社会主义道德应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现代道德景观。     

健康是一种道德义务

人的社会性与交往性决定了个人的健康并非只是个人的私事,个人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它不是道德上中立的事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一种道德选择,其道德义务性的重要根据就在于个人健康直接关系到公共的健康。每个人都有健康的权利,但是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也就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由个人自由选择所导致的个人不健康是不道德的。健康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一种道德义务。     

道德标榜与伪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伦理学问题

道德标榜和伪善与道德价值相关,涉及严格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理论分析语境。严格的义务论强调道德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追问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排除自我利益的感性因素,为道德标榜建立了先验基础,使独断论意义上的道德标榜成为可能。与道德标榜不同,行为是否出于善良意志不能成为伪善的认定标准。在功利主义视域中,道德标榜的理由是虚假的公共利益,伪善的外在表象既可以是公共利益的假象也可以是特定受害人的利益假象。道德标榜的认定领域,既可以是感性世界也可以是超感性世界,而伪善的认定只能限于感性世界。     

论道德权威的证成

当A发布指令让B做Φ,并且该指令直接引起B负有一种道德义务去做Φ时,A对B拥有道德权威。道德权威的证成有赖于适用于服从者的一个先在的背景义务;根据背景义务的不同性质,道德权威既可以被工具性地证成,也可被非工具性地证成。当服从者负有自然义务,且有充分理由相信权威指令能帮助服从者更好地履行自然义务时,工具性道德权威获得证成;就此而言,约瑟夫·拉兹关于权威的“常规证成命题”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当服从者对另外一个主体负有特殊义务,为履行义务又必须遵循该主体之指令,且该指令既非不正义又不超出服从者能力时,非工具性道德权威获得证成。     

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三题简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但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人类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无不同。具体有三点：一是人与自身的问题,即身心关系;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即人我关系;三是人与外部环境,即天人关系。与此对应的,大致涉及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三大核心理念：即内圣外王、公私兼善、天人合一。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而言,这些理念曾一度被视为“短板”或“瓶颈”,却又是民族精神与世界价值的双重载体。在全球伦理的视域下,中国传统的内外兼修、天下为公、有机人性的宇宙观、节制中道的生活观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     

道德悖论与道德选择

道德悖论是悖论的一个特殊领域,是道德现象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质的自相矛盾。道德悖论是由道德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人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而造成的。可以从道德选择的角度,通过改造德性主义的道德传统,提高道德选择能力,用"道德智慧"消解道德悖论,以推动伦理学理论更趋于科学性。     

道德自律意识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全社会的道德建设,而道德自律是道德建设的基础。道德自律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自主、自愿、自决的活动,是人们以理性对自身之外的道德规范的确证与认同,并使之转化为自己内心的法则和行为准则。提高道德主体的自律水平,目的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软环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工程中,道德主体道德自律实现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道德主体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能力;正确处理好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观

孔子、孟子认为道德重于政治,政治要“以仁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君主的“德政”,社会秩序就会由乱到稳,从无序到有序;荀子注重的是“礼为法用”,以“礼”约束人的欲望,只有“隆礼重法”,人才能向善、仁义。荀子弥补了孔孟思想中政治弱化的一面,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仁、礼并用以定天下。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治政观虽偏于理想、完美,但在道之崇高与世之污浊的两极中,是在力求找到政治与道德相统一的治政方案。     

对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的思考

在西方和中国伦理学史上,都存在着超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超功利主义学说因为片面强调道德行为的义务性而缺乏现实的普遍意义;而功利主义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功利性,也存在着道德行为的彻底性问题。在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的道德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道德能力刍议

道德能力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没有道德能力一说,如今通行的伦理学体系也没有道德能力的内容。道德能力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对影响道德价值选择和实现过程中诸种因素的真理性把握,其培养需要从检讨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文化做起,丰富道德教育的内容,优化道德评价的标准。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张载与王夫之的道德心理哲学

就当代学者来说,如何从经验考察来验证人是否有先天或普遍的道德情感会是很有启发的道德心理学议题。从道德心理哲学的角度重新解析张载以及王夫之的道德理论。探讨他们对道德的可能性,善的根源的解释,以及他们对恶如何产生,如何对付的主张,我们会发现,张载比较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王夫之则从道德情感出发。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