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九歌》之“山鬼”原型

关于《九歌·山鬼》“山鬼”的原型,自汉代以来即有“山神”说、“山精”说、“巫山神女”说、“人鬼”说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省法都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山鬼”的原型应该是以屈原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些被放逐的忠魂们,其中处处闪烁着屈原的影子。     

《礼记》所见鬼观念辨析

人死为鬼。常规意义上,人们认为鬼就是祖先神灵灵魂,这是常人对鬼的理解。鬼与灵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记》一书中提到鬼、鬼神很多,但鬼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两种,一种只是人死之后的代称,即尸体;另外一种就是神灵。由于尊卑贵贱的不同,人死之后称鬼的先后顺序也不尽相同。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比《周易》与《诗经》女性观之异同

反映周朝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周易》与《诗经》,在对待女性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诗经》无疑承继《周易》,不过,《诗经》收集的反映西周晚期以来的诗歌,对女性束缚之严厉,比《周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即在男权社会较为稳定,男人们管理社会游刃有余时,就会对女性待以宽容;相反,在社会较为混乱,男人们管理社会力不从心时,就会对女性加以责难。     

从钱钟书《围城》看中国女性事业的“围城”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文化里,男人垄断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权力,形成了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权力场,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场之外,功名、富贵、利禄等等对她们来说已是久已逝去的梦想。她们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借助男人这个平台来间接操纵权力,以达成分享社会权力的愿望。作者以钱钟书《围城》中女性急迫地追逐男人为个案,分析中国女性在事业上所处的尴尬处境。     

爱情禁忌与拯救神话：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男人与中国女人

好莱坞电影中的异国恋情故事往往体现着性别、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中国男人与白种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威胁到白人的父权制权威，是爱情禁忌。在这类故事中，中国男人的男性气质时常祓遮蔽。《落花》和《阎将军的苦茶》等是华人男性气质被遮蔽的典型。相反，白种男子与中国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体现了白人男性的魅力，爱情禁忌则被解除，演绎的是拯救神话。《苏丝黄的世界》、《大班》、《庭院里的女人》等是这种婚恋模式中白人男性气质得到凸显的范型。     

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

悍妇形象出现于<聊斋志异>"女性大观园"中独具一格的女性群体.她们无视封建礼教的约束,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敢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性之道,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性之理.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全面背离和反拨.悍妇现象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江蓠槛》词与陈子龙、柳如是恋情

关于晚明名士陈子龙与柳如是的恋情,陈寅恪先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曾作过详尽的考述,许多历史事实因此得到澄清.但是随着近年来有关资料的增多,《柳如是别传》有关陈柳恋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补充和修正之处.如:(1)《柳如是别传》所举有关陈柳恋情的陈子龙词,有的事实上并不涉及陈柳恋情,有的与陈柳恋情无直接关系;(2)陈寅恪先生认为陈柳两人于崇祯八年(1635)首夏结束同居,经考证,陈柳分手的时间当在崇祯八年寒食日;(3)崇祯十年(1637),里巷之间陈柳之事传闻又起.     

"中国-西方"的寓言——《K》、《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之跨国恋分析

这三部小说都是由女性作家书写的,讲述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的情感纠葛.文中的中国男人要么缺席,要么具有生理障碍.取而代之的是强悍的西方男人,他们成了这些女主角追逐的对象.通过外国男性形象来反观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可以见出他们文化身份的困境和自我的迷失,这种跨国婚恋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表现.总的来说,三部小说的诸多共同点构成了"中国-西方"的寓言.     

女性存在价值的后现代取向──兼评中国女性电影《人·鬼·情》

女性存在价值的后现代取向──兼评中国女性电影《人·鬼·情》张小荷女性存在价值的取向，本文指的是女性的自我生命意义取向。两个多世纪来，女性群体为自身社会权力的呐喊构成了一支群体生命的主旋律，并且女性在日趋高昂的旋律中走向胜利。女性经过抗争大踏步地由家庭...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六朝志怪中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解读

人鬼婚恋是魏晋六朝志怪中常见的题材。这类故事的产生和流传有悠久的鬼魂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遗迹,古老的冥婚习俗也为其提供直接来源。人鬼婚恋故事是男性话语权下文人内心痛苦的表白与消解,更是他们对男性个体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完善和实现的渴求,而鬼魅的人化为女性追求理想爱情和人性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展现空间。     

不慕神仙爱鬼怪——论《剪灯新话》的鬼神故事

《剪灯新话》22篇故事中,有16篇涉及到鬼神。这些鬼神故事因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剪灯新话》中的鬼神故事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在题材上对人神故事的弱化和对人鬼故事的偏爱,这是异类题材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更是作者借小说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有意选择。     

论《剪灯新话》中的“人鬼恋”及其文化意义

作为文学母题的人鬼恋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明初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有多篇描写人鬼相恋的作品,大致可分三种类型:邂逅型、主动性和还魂型。其中的女鬼形象又可分为三类:因爱而死又为情而活型、主动寻爱贤惠识礼型、不甘寂寞邪恶害人型。这些人鬼恋作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是刻画了元末明初的大动乱带给人们的时代伤痕;二是歌颂男女至情,淋漓尽致地展现情欲,形成扬情抗理的思想倾向,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三是瞿祐性情与遭际的一种彰显。     

从爱情模式看作者思想与作品主题——对白先勇短篇小说爱情叙事的一种解读

从白先勇以爱情为叙事主线的短篇小说中可提炼出一个基本的爱情模式:爱上———失去———毁灭。本文通过对这三个环节的分析和对爱情模式的整体把握得出结论:表现人性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是白先勇爱情叙事中更为重要的主题,也是作者礼赞的感情观。     

《牡丹亭》与宗教智慧

《牡丹亭》以梦中相识、慕色而亡、人鬼幽媾、还魂复生的“鬼话”实现了对“至情”的诗性表现和哲理体认，在手法与内蕴的契合上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剧作的情节建构、情境营造、人物设计、形象刻画都融进了我国民间广为流播的宗教智慧，但剧作家的主观意图却并不在于张扬宗教教义。剧作出无入有、张皇幽缈的宗教叙事与“为情作使”、彰显人欲的主观意图之间构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契合，正是这种契合使《牡丹亭》中的“至情”有了超越生死、感人肺腑的艺术张力。     

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

韩国古代小说中的大量神怪情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包蕴了丰富的中国因素。这种中国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影像的存在;二是中国儒家思想因素的渗透。从这些神怪情节所包含的中国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创作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深,韩国古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造诣之深。     

论《伊甸之东》中“自然人”的塑写

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探讨了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亚当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待自然,与自然相背离,精神饱受痛苦却不自知;塞缪尔尊重、关怀自然,爱护每一寸土地,受到自然的恩惠与庇护。通过“自然人”塞缪尔正面、积极的精神力量的塑写,斯坦贝克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张：对待自然,人类应该给“自然人”塞缪尔式的伦理关怀,从而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略论唐代人神情恋故事范型的因袭与新变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神遇合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恋故事范型,唐人小说中有许多人神情恋故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唐人小说中的人神情恋故事,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的承继,又有许多新变。唐代人神情恋故事的新变,是与其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群体的改变息息相关,有其时代的文化心态背景。     

《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的矛盾原型研究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大学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大学、市场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互动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巴西大学经历了三种治理模式的时代变迁,分别是联邦集权下的双元治理模式、民主浪潮下的集体共决模式和新公共管理下的治理模式。在巴西大学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以及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前巴西大学治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度市场化对大学理念的侵蚀、极右政府对大学自治的损害以及财务模式单一对大学发展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