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德与私德的抵牾与和谐

当代我国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可谓是暴露无疑,一方面,一部分人为了追逐私利,私德败坏,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侵蚀公共道德与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国家道德代替公共道德,在全社会倡导高层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侵害个体权益与私德。因此,当代中国公德与私德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

汉普希尔一方面赞成马基雅维利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道德标准上有所区分 ,即对公德与私德有所区分 ,另一方面却不赞成他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 ,即在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的论证是从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入手的 ,即他所谓的“明显推理”和“隐含推理” ,从而揭示出道德思维和道德冲突的深层结构。汉普希尔关于道德发展的结构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有着某种对称性 ;不过 ,他由此得出道德悲观主义的结论则是欠妥的     

《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重私德轻公德之源起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私德有余、公德不足下的不得已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探源

我国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普遍存在着家族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国人私德有余、公德不足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家族制度的高度发达,家族制度重视亲朋好友之间道德规范的培养,而轻视公共领域中陌生人之间道德行为的规范。在企业这个公共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国人公德的淡漠使得企业人之间难以同舟共济。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家为了降低监督成本,不得不任用亲朋好友介入高层管理。可见,企业家族化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最终必须自我扬弃,才能顺应企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公德教育研究初探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由小农社会逐渐向市民社会转变,维持小农社会的私德已不能满足现代文明社会需求,对公德教育的呼声越发为社会与国家所重视。高校作为德育课程的承担者与先锋阵地,应顺应时代要求率先做出德育课程的变革。文章以分析私德与公德研究现状入手,提出对私德与公德区别联系的看法,并针对现实存在的高校德育问题,对高校德育的变革提出一些可行建议。     

世纪更替与"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构--以梁启超和刘师培为中心

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思想启蒙.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近代理想人格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正式的制度安排：权力道德建设的根本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权力道德建设的根本措施。其中,法律制度是权力道德建设的关键,必须强化规范权力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要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并建立认真履行职责、独立的反腐组织。     

制度安排之于道德教育的价值

制度是当前教育的支撑与架构,道德教育是一种制度性活动。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确立了道德教育前行的价值导向,界定了道德教育预先设想与规定的边界,规范了道德教育活动的社会秩序,是维系和推进道德教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之维。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制度安排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培育、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是团结、感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竭动力,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制度建设更是义不容辞。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资源配置失衡和诚信缺失等问题是滋生社会不和谐音符的矛盾与症结所在,因此,通过道德制度安排推进和谐社会的建构,应完善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精准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优化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筑牢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加强诚信制度安排,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公德建设 你我有责

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正,牢骚满腹,好像社会的秩序都是被别人破坏的,与自己无干。可是,没有人会扪心自问一下:"你讲道德吗?""你讲文明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你做榜样了吗?你作贡献了吗?"自己都没有做到,怎么能去要求别人呢?     

行政伦理建设：在制度安排与德性培育之间

制度安排和德性培育是行政伦理建设的两个基本向度。行政人是在一定的制度中生活的,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为行政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则,而且通过自身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对行政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制度伦理功能的实现离不开行政人德性的支撑。从终极意义上说,行政伦理建设的任务在于行政人德性的培育。作为行政人的内在品质,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逐步养成的。由此可见,行政伦理建设介于制度安排和德性培育之间,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