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初探

在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了特殊的合作形式,这就是,国共两党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各自保持自己的军队和政权,遇事磋商谈判。这种特殊合作形式,不是由两党达成一致协议而主动采取的正式的合作形式,而是在两党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合作形式的情况下,在实际上自然形成的,是由历史赋予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对于这次合作的形式,党曾有过许多设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辨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通过对当时双方合作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这次合作体现在党、政、军三方面的形式并不相同，具体可概括为党外合作、“一国两制”和军内合作，虽都经历过曲折，但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合作。这为当前党中央倡导的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积累了经验。     

试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两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随着历史的进程“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呢?这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双方竭诚努力,国共两党仍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本文拟通过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回顾及两次合作的历史经验总结,谈谈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未来学家托夫勒谈现代战争

美国未来学专家托夫勒最近撰文说:后近代社会“第三次浪潮”的特点是高度的计算机化,在这一时期,战争的形态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人们从美军和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经验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未来战争将不再靠数量取胜。 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实际上进行了两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是传统的战争,其特点是使用“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种是近未来战争,其特点是使用“第三次浪潮”时期的有限打击武器。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战争,这两种战争形式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

族学教育是以本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满足本族子弟读书识字．应试科举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本文通过对流坑董氏以“读书、科举仕宦”的教育目标机制以及以族产促科宦、以科宦促发展，固宗族的教育运作模式等问题的分析，试图对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浅探．藉此揭示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特点和社会作用。     

广告双关语的语用分析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双关语是广告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修辞手段.本文拟从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经济原则入手,探讨广告双关语的运作方式,旨在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广告双关语这一特殊语言现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定点再分配行为。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表明,其实施主要经历了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运作模式的演进。这三种模式虽然能吸引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积极参与增减挂钩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会不同程度地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可能将增减挂钩项目惠及全部或大部分村庄,带来新的不公平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试论宋庆龄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本文主要论述宋庆龄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对国共第一、第二次合作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并从爱国主义角度总结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一国两制”的实现。     

“党内合作”形式论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形式,这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并且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利的形式。事实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同“党内合作”形式无关。     

试论无统战组织形式无共同纲领的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战八年,始终无统战的组织形式和共同协商的政治纲领。这种合作形式的出现,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研究这一合作特点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国共两党政策的影响,可以使我们加深了解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复杂斗争,正确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点,展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这在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认识,并求教于各位读者。     

论我国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

对驰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有个别国家采用判例的形式对代表着优质产品信誉和声望的“驰名商标”实施特殊保护。1925年第三次修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时,“驰名商标”这一概念和“对条约成员国的驰名商标给予国际保护”这一内容被正式写进了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影响最大的这     

BBNJ谈判中的“notundermine”内涵研究

BBNJ谈判历经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和五次政府间会议,在涉及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时,“not undermine”已成为BBNJ协定创制过程中的基本要求。“not undermine”的内涵对于阐明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内涵上具有高度模糊性。在谈判中,各国对其具体内涵争议不断。从BBNJ谈判案文内容、谈判走向和相关国际规则执行现状等角度分析,“not undermine”至少应当包含“以BBNJ协定为中心”“尊重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并在必要时进行补充、加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一致性和协调性”三方面内涵。BBNJ协定中“not undermine”的落实也意味着新一轮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我国既要把握机遇,参与国际造法进程,也要及时做好国内因应。     

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美国国内政治学

罗伯特·帕特南的“双层次博弈”理论认为,在有关国际谈判时国内与国际因素互动的过程中,影响第二层次“博弈”的因素有多个。本文将重点考察的是,在国际谈判以达成合作协议过程中,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的不同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     

从于心不甘到面对现实──过渡时期英国舆论对香港问题看法的回顾

1997年7月1日，一段特殊的历史已在香港结束，“香港过渡期”在这一天告一段落，香港主权回归于中国。从1982年秋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来华，揭开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的序幕，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风风雨雨的15年中，香港的前途一直是中国、英国、香港三方面舆论关注的热点，这其中，英国公众是如何看待他们心目中“最后的殖民地”的回归、他们以什么心态来对待这段历史呢？本文从英国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追寻英国舆论变化的轨迹，从一个侧面表明：昔日的大英帝国雄风已去，“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林桂英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又“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邓小平同...     

拯救辩证法 还是消解辩证法——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提出要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把“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解救出来。一个半世纪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在《拯救辩证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一文中，重提“拯救辩证法”这一课题，对当代的辩证法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不仅有效地拯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但是，田、马二先生却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与现实运作中“拯救”辩证法，并且认为，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不难看出，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剔除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救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救出了辩证法；而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则是只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意蕴，从而否定一切辩证法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消解了辩证法。     

浅谈“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是巴勒斯坦人民反以斗争的产物。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后，‘e仍坚持其强硬的反以斗争立场，并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哈马斯”反对中东和谈，反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真主安拉，是不可以谈判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伊斯兰的教产──“瓦克夫”，都不可放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圣战”，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协议都是无效的，这片土地只能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控制，这是1400年以来的既成事实。因此，它一开始就将“致力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新探

学界通常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有着原则区别．不应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２）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以求同存异、“两制共处”为合作的基本方式，不能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东方阵线的坚实基础，以国际环境的“有利而又复杂”作为它的特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苏联解体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美国和台独是制约国共关系的主要因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敌对情绪减弱，共识增加，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带动两岸经贸持续升温，部分领域人员往来实现双向交流，这是国共关系演变的主流。与此同时，美国积极谋求提升“台美实质关系”层次，抬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台独升级，统独之争激化。四大制约因素，两种发展态势，导致国共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国共两党外交领域斗争激化；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进程长期化、复杂化；两岸经贸往来与合作持续增长，半官方事务性接触迈入制度化阶段；两岸政治谈判面临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