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与孔丘交往新考——兼论老子思想发展轨迹

老聃与孔丘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与老聃是否即《老子》的作者的问题密不可分。学术界大都承认孔丘曾经问礼于老聃,但是主张《老子》晚出的人们矢口否认老聃即《老子》的作者。在他们看来,老聃与孔丘的关系,仅仅局限于《史记》以及《礼记》中所述的孔丘与那位周守藏史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孔丘与《老子》作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老聃即《老子》的作者,孔丘至少曾五次会见并问学于老聃,问学的内容标志着孔丘与老聃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清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对把握孔丘、老聃的学术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而非太史儋

简本《老子》的出土为解决《道德经》的作者问题提供了更为可靠而直接的史料。简本《老子》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 ,结合先秦两汉典籍 ,可以确证今本有而简本没有的内容在春秋末期就已存在 ,是老聃所说 ,这说明 ,简本是今本的摘抄本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     

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

《学术月刊》编辑部要组织一次关于孔子问题的笔谈会,邀我参加,自己因为健康、时间和水平等等关系,始终有点躇踌;现在催稿时间紧迫,只好作为随笔式的谈谈。第一,我觉得讨论孔子问题,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这就是说,首先要区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     

庄周、杨朱年代考

庄周、杨朱年代考冯金源庄周与杨朱在先秦思想史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人欲了解先秦思想史，先对庄、杨的在世年代及活动年代，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一、庄周的在世年代及活动年代甲、《史记·老庄列传》泛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但又载明＂楚威...     

战国中山国若干历史问题考辨

近十年来,中山国研究成果丰硕,已刊出论文五十余篇,基本勾划出久湮史海二千余载的中山国的轮廓.但限于史料阙略,许多文章对中山年代、事件、人物、史料、城址等若干问题的论述与阐释存有谬误或失之偏颇,因此,笔者拟择要进行考辨,并同有关作者商榷.     

贞旬卜辞与殷王朝的年代

贞旬卜辞在甲骨卜辞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卜辞,数量众多.传世文献中有关殷王朝年代的记载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应该通过统计与研究甲骨文贞旬卜辞的数目,求得甲骨文的总年数,由此得出殷王朝总年的下限.笔者的研究结果证明,最早的有关记载殷王朝年代的历史文献是有很大问题的,而甲骨卜辞才是可信的研究殷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金文对号法述评

三十年代初,史学家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化彝铭为史料.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首先必须解决纪时铜器的年代问题.围绕这个任务,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派为金文对号法,另一派为铜器断代法——这两种名称都不是倡导者自己命名的,而是读者的说法.笔者在总结了两派五十多年的经验后,关于断代法的得失,已经发表了初步意见.关于对     

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4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

20世纪的最初10年,尤其在2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崇尚材料,崇尚考据的时代。而崇尚理论,崇尚方法,则是30年代中国史坛的主流。到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经过与史料学派的长期较量后,总结了自身以往失误的教训,逐步认识到掌握史料的重要性。注重史料,注重考证,敬重史料学派,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倾向。     

关于西辽纪年问题

研究西辽王朝,由于史料的贫乏和舛误,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纪年问题。从现有的史料,如不加以分析,很难看出西辽王朝建于何年,亡于何时,更不要说其帝、后各自在位的年代了。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就有碍于探讨其政治史以至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反复做了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查清了西辽王朝的纪年,但是有些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笔者拟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个人学习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下面先把基本史料列出,然后分述前人的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论日本列岛土著部落与大和政权之关系

日本列岛上的土著民族究竟有哪些,他们与昔日大和政权关系如何,等等问题国内学术界研究不是很积极,甚至可以说是个空白。本文以日本史料为中心,对日本列岛上的土著民族与大和政权的关系做一初步的研究。     

老子“道”论辨析

《老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它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影响极其深广。解放以来,学术界对其作了大量的研讨工作。目前,对于老子其人即老聃,活动于春秋末年;《老子》其书基本上为老聃所著,大家的看法已趋于一致。但对于老子思想的主要方面——“道”论的性质,学术界的意见还十分分歧:除了“文革”前的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观点外,最近又出现了老子的“道”具有“两重性”、“二元论”的主张。我们认为,老子的“道”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其它“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两种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作详细的辨析。     

杨朱考

杨朱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学术界里的一位难以了解的人物。据孟轲说,他那个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当时天下的学说,“不归杨则归墨”,不斥杨墨则会使“孔子之道不著”。当时,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可见杨墨儒同为天下三大派,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杨朱其人从来是使人怀疑的。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过一项见解:杨朱就是庄周。蔡先生的见解,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当时有人专门写过《杨朱论》等类的文章进行争鸣。但是当时关于杨朱问题的探讨,所引用的史料,有的是正确可信的;也有的是传统史学界所坚信的,然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例如《史记·六国表》中公元前四世纪,齐王、燕王以及魏惠王三十六年以后的部分,就在年代上排错很多。正误未能定论,使关于杨朱问题的争论,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再加以当时日帝侵华加深,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杨朱问题的讨论搁置下来。直到如今,与杨朱有关的问题,即使是最杰出的史学家,也会沿着传统的错误见解,得出错误的看法。笔者多年来对此问题,作过不少探讨。终觉蔡先生的见解还是比较最可信从的。它能与最可信的那些史料符合,只是与那些不甚可信的史料在个别地方有些难合。现在我叙述一下蔡先生的见解是可以信从的,而反对蔡先生的见解的看法是不可信从的理由.     

“老彭”实为“老(丼彡)”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谁?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是殷之贤大夫,其根据是《大戴礼·虞戴德,载有老彭之名,由于是和名臣仲隗并列,所以说是贤大夫。包咸主此说,朱熹也采此说。此外,有的说,老彭就是彭祖。以上统谓之一人说。还有二人说,以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彭是二人。更有一种合并说,认为老彭,老聃,彭祖,同是一人(这些说法,刘宝楠《论语正义》记的较详,可参看)。但不管哪一说,都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主要是怎么能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挂起钩来。殷的贤大夫说和它了无关系。彭祖说也不行。彭祖本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尧的臣子,以寿长见称,活了八百岁。在一些文献中凡是提到他的都是采取的这一点,别的没有人重视过,因而也不能和“不作”“好古”挂钩。老聃、彭祖二人说,不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据记载,老     

《史记》中的老聃与太史儋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三位“老子”。老莱子非老子 ,学术界已有确论 ;出土楚简确证“仲尼学乎老聃”的老子 ;何炳棣先生则论证了周太史儋即战国时的“老子” ;而细读《史记》则可知司马迁直笔肯定老聃 ,暗里却曲笔肯定太史儋。     

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

主持人按语:自从1980年代末刘志琴先生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许多丰硕成果,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制约社会文化史发     

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屈原被疏后的经历问题新考

关于屈原被疏后的经历(包括被放逐的次数、时间、地点)和水死的时间问题,当前学术界的说法尚存在着分歧。本文想以《九章》为主,结合《史记·屈原列传》等史料的记载,对此问题作一点新的探讨,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先谈谈《九章》的问题 《九章》是直接反映屈原生平几个关键时刻行踪的重要作品,对研究诗人的经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在运用《九章》来推断屈原的生平时,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待弄清,这就是:(一)《九章》是否全部是屈原的作品;(二)《九章》究竟创作于什么年代。     

形而上学的“在世”规定及其“实践”功能

西方形而上学在其产生的初端就蕴含着形而上学本身的旨趣、规定与功能,形而上学作为高端的本体论理论顶点本质上面对着神性的纯粹至上的对象,但仍然隐含着对在世处境与境遇的表达以及对实践功能的间接回应。形而上学尽管高耸入云,实质上却是以抽象的方式迂回地说明了其在世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而且形而上学的历史也证明了形而上学有其与在世相互关联、与实践相互翻转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在世规定与实践功能问题上提出的变革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