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密林丛中的精神漫游——论《启蒙时代》

通过对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的解读,揭示出其别样文革叙事背后所蕴藉的书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小说中出现的五个层次的话语声部,无疑是对文革时代个体成长可能性的一种想象性的艺术探索,既涉及到成长小说的经典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具体时空的特殊经历。小说中话语形象的多元展现与成长主题的修辞塑型,为文革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

在由“五四”发端的现代童年书写进程中,集中而深刻地表现童年成长危机的是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童年叙事。这类书写立足于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着意于揭示童年生命在无理性的政治喧哗的历史年代中的成长困境并凸现其内在的骚动和迷乱,从一个天真而又不乏智性的维度深入拓展了关于“文革”的历史反思和主体生成的道德与人性关怀层面。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人地关系:返乡叙事的呈现与反思

“返乡叙事”相比广义的“乡土小说”更加聚焦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及其成效与缺憾,反映中国城镇化现状与乡村个体心态转变。返乡叙事面对土地物质层面的熵化过程,呈现物性批判与神性期待的张力表达;针对土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悖论式判断,表现乡村个体离土与返乡的双重失落;应对土地之熵与心灵困境,积极探索乡土重建的可行性,包括乡村主体的自我生成、资本下乡、教育发展等问题,反思乡村闭合与开放的辩证发展。返乡叙事的人地关系书写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因此要以理性姿态重审城乡关系,挖掘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体察土地上的人民,书写好新时代返乡故事,使其作为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对当前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城乡中国”转型期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

城乡关系的文学书写,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的重要主题和鲜明特征。中原大地是“城乡中国”生成演变的一个代表性场域。无论中原乡土视野里的城市想象,还是城市视域里的中原乡村景观,抑或走向城乡和谐的乡土叙事,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城乡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原乡土的现代性变迁,并为这一沧桑巨变绘制了文学影像,保留了精神典藏。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论者以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为支点,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研究视点 和评论方法逐渐多元化;但面对“介入现实”这一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亟待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 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儿童：当代小说“性别书写”的另类例证

“儿童”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话语方式。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儿童也是小说家性别书写的一种方式。女作家通过书写儿童来找到一种消解的途径,来减轻文化、社会要求的角色所带来的心灵的重负;而男性作家更多地把“儿童”当成是一种叙事策略。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创伤性童年记忆”、“童年的文革显现”、“叙述视角(叙述者)”三个方面。     

视角·辨识·细读——评郭文元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

<正>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在时间、空间、价值观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剧烈转变，作为具有反映、想象与建构社会生活功能的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与当下乡村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层的内在联系。新世纪乡土文学中，书写底层、脱贫攻坚、社会小康和“新时代山乡巨变”为主题的作品，在延续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时，也承继着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精神。郭文元的专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乡村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出现的一部研究成果，该著在“再解读”路径上，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学想象方式、文本叙事的复杂性，发掘20世纪40-70年代小说乡村书写中有关“社会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对该时期大量作品做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将该时段相关小说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价值层面和思想领域，尤其在研究视角、价值辨识、问题意识等层面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创新性和理论价值，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书写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学具有突出的启发意义。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贾平凹长篇新著《带灯》聚焦于“乡村病”的书写.一是基于小说结构的“出走——外来”模式,阐释其视角陌生化与间距化的审美效果;二是通过带灯书信体的心灵独白,离析出农村基层问题的驳杂性与其性格组合的矛盾性;三是经由带灯“夜游症”意象分析,解构理想者的精神苦役与政治话语的游离;四是坐实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上,剥离出叙事交流的断裂性与实效性,内中探究作者叙事声音的罅隙性在场.     

逃离幽暗：虹影小说中重庆形象的文学性建构 ——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例

在《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虹影主要是从叙述历史、空间叙事与女性叙事的角度展开对重庆 形象的文学性建构。首先，虹影在历史维度上主要书写了重庆南岸饥饿的大饥荒年代与苦难的文革年代；其次，虹影将写作视 阈限定在重庆南岸，并率先奠定一种“幽暗”的叙述氛围；最后，虹影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塑造出了一批在绝望中挣扎、逃离 幽暗的女性形象。虹影基于其“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构造出一种独特的贫民窟城市形象和独特的贫穷市民形象，这使得虹 影在重庆文学史上刻画出一种独特而个性化的重庆形象——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城市贫民如何直面“幽暗”，追逐“光亮”。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第20卷总第66期)内容导读

<正>●自1980年以来,"文革"叙述以及对这种叙述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文革"书写日渐陷入了模式化怪圈;另一方面,研究界却又为这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所迷惑,未能及时指出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李玉杰同学在《"独一份的表达"——论严歌苓小说"文革"书写的独特性》中以海外"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其"文革"叙事中属于"这一个"的种种特质,诸如与意识形态的疏离、艺术性的创造、解剖自我的勇气,等等。该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昼夜、厨房与爱"的隐性叙事——评颜歌的长篇小说《我们家》

“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命题,另辟蹊径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我们家》中有三条突出的叙事线索,即“昼夜,厨房与爱”,分别代表时间、饮食和情欲,加上麻辣鲜香又生猛呛鼻的,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建构了《我们家》的隐性叙事,从而把琐碎生活的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重读《人生》——言情小说、乡土叙事中的现代性追求

路遥小说<人生>以言情和乡土叙事为外在修辞方式,暗含了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的紧张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书写了现代性追求的质疑与困惑,表现了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