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以学生为本”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体现就是＂以学生为本＂,基本内涵是把教育和大学生的幸福、尊严、自由、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促进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把握“时”、“度”、“效”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飞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成长,因此必须与时俱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本文认为,要从工作实际出发,抓住时势和时机两个＂时＂,落实高度和适度两个＂度＂,并且追求实际效果和效率中的＂效＂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同感。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重要环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日趋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企业政工人员＂正人正己＂,树立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发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务实精神,情系职工,聆听职工的心声,激发企业职工主人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展民族企业的雄风。     

探究科学发展观“三进”的有效途径

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首先要明确教师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理论＂三进＂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还要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理论＂三进＂中的引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从而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理论＂三进＂的现实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力量指导教学。在教学中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印度古代哲学中的“一”与“多”

＂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有的否定惟一的＂一＂,肯定＂多＂,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从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满足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格、课程实践性特征和教学实效性等要求的维度出发,剖析了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遵循前瞻性、针对性、典型性、真实性和教育性原则,依托皖西地区的＂皋陶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建设＂皖西古文化长廊＂,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依托皖西地区的＂红色文化＂＂军事文化＂,建设＂皖西红色文化长廊＂,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染力;依托皖西地区改革开放成果,建设＂皖西改革开放文化长廊＂,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     

论老子是正宗儒家的“有者”

儒的本义为柔。作为一个正宗老儒,老子处处说＂无＂,实则是在讲＂有＂,所谓正话反说。老子是第一个以否定形式总结历史经验的哲学家。道是物质性的实体,其本质是生命的创造。无为而治是上古圣王＂垂衣裳＂之治的继承与发展,是王道政治。     

“中国梦”的三种形态探析

＂中国梦＂是要把中国由＂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此可以从社会形态、现代化形态和文明形态三个层面来理解。从现代化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现代化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经历了西式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社会性质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社会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其内涵和本质具有特殊性,以实现＂每个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从进步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文明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文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特征,与其他文明不同,是要重建＂中华文化大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三种形态的构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谁是“说母语者”？——解析《说母语者》中的道德伦理困境

韩裔美国小说家李昌瑞的小说《说母语者》讲述了一个韩裔美国特工亲眼目睹同胞在纽约市的政治角斗中惨败的故事。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依托,沿着主人公身上的＂背叛即自我背叛＂这条主线,通过回到该事件的＂伦理现场＂,解析其所经历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伦理结＂,便可以解答＂谁是‘说母语者’＂这一问题。     

“实”而“中庸”——试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解读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体现出其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具体而论,他一方面主张＂在中＂之＂中＂、＂时中＂之＂中＂的区别,同时又将二者贯通起来,以＂在中＂之＂中＂来统摄＂时中＂之＂中＂,兼体用而言＂时中＂,体现出深厚的理学意味,也展现出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释＂庸＂为＂平常＂,拓展了＂庸＂字的实践范围,也加强了＂庸＂字的实践意蕴,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实学特征。     

解放区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探析——以解放区小说批评为考察对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批评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成为主流。这种批评模式以《讲话》作为文学批评的＂标杆＂和衡量文学作品的＂砝码＂,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奉为文学批评的信条,甚至浓缩为＂唯政治＂的一维标准,依据无产阶级的政治眼光、政治思维及政治观念来解读、评判文学作品,追求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现实社会效应。生成＂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两种批评新＂成规＂。文学批评逐渐转变成为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化规训与惩罚的手段。     

“第一人称与内隐动词共现”结构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

文章从汉英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第一人称和内隐动词共现＂结构出发,探讨＂我想＂和＂I think＂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情况。文章认为,这一结构经历了从＂思考义＂到＂认知义＂,再到＂话语义＂的语义阶段。在整个语法化过程中,＂我想＂和＂I think＂经历了句法再分析,由＂我＋想＋NP＋VP＂逐渐演变为＂我想＋NP＋VP＂作为话语标记的常规构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内隐动词＂想＂/＂think＂的影响发生语义演变。     

从语篇格律解读“信、达、雅”——兼评《出师表》的三个译本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历来是翻译研究中的讨论焦点。通过阐述三者的内涵,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格律的角度重新解读＂信、达、雅＂,以《出师表》的三种英译文为例,探讨在翻译中如何做到由＂达＂至＂信＂,由＂雅＂至＂达＂,进而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