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右倾":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理论分歧

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根源于当时他们的理论分歧: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左"还是反右;允许、支持还是反对、制止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还是维护、捍卫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否定包产到户的原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否定包产到户主要是从实行包产到户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层面来考虑的,较少考虑实行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担心实行包产到户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并影响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会瓦解农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会否定＂三面红旗＂。     

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

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本意是要搞经济建设的,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酿成了惨重的灾难。三面红旗的实践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了认识的分歧和对立。毛泽东把三面红旗看成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造,是容不得怀疑和批评的。三面红旗本身虽然不是阶级斗争,但却孕育了党内严重的斗争,亦即毛泽东心目中的党内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斗争的最高峰和总汇演。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     

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治理的效用——基于官僚制理论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对地方治理的主体发育、能力提升,还是对其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地方政府竞争都以其＂理性官僚＂特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产生着积极的巨大影响;但同时,相对于理想共赢却也蕴含着有两败俱伤的可能,官僚制下的竞争失范又侵蚀着地方治理的基础条件,使市场体系发育受损;造成＂规制分化＂,损害地方＂善政＂的实现;形成权力与资本的紧密融合,加剧地方治理主体关系的失衡。面对新课题,后官僚制理论启示,以权力关系制度化为突破口,实现治理主体定位的合理化;以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为契机,带动地方政府＂善政＂能力的提升;以竞争约束机制强化为纽带,实现治理主体的均衡发展。     

二十年反修斗争述论——毛泽东晚年的反修情结

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十年的反修斗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错误地把国内外对于三面红旗的批评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始终高举三面红旗.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百年之后反对三面红旗和他自己,他部暑了防修反修的三大战役.他时反修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反修理论的指导是不正确的.     

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探析

台湾社会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具有歧异：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认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仅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出现过混乱）;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则认为台湾文化已超越中华文化的范畴,＂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众多组成元素之一＂;＂台独＂顽固分子甚至故意抹杀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台湾文化是＂新生文化＂;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与政治、与民族认同是两回事,认同中华文化不等于认同＂中国＂、＂中国人＂,更不等于认同＂一中原则＂和＂两岸统一＂。总体来看,国民党、民进党都对台湾文化有＂自身特色＂和＂优越性＂不持异义,但在总体认知上还是南辕北辙。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试论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 文学认识的两个向度——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思想在两个向度上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一是以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对抗形而上学哲学的思路;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家族相似＂的概念考察思路。反思二者,更加明晰文学本质作为一个价值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在如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作出民主多元的文学理论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走向“有”——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诠释老子的“无”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有＂,＂无＂就是＂有＂。＂无＂这一能指符号是对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的不在场的替补,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在非理性直观上却是在场之物。从感性直观来看,＂无＂是无形的;从非理性直观来说,＂无＂却是有形的。正是因为＂无＂就是＂有＂,并且＂无＂还是有形的,所以人们才能以＂无＂为用、以＂无为＂为＂有为＂。虽然＂无＂就是＂有＂,但是＂无＂又不同于＂有＂,不同形式的＂无＂是不同形式的＂有＂,＂无＂和＂有＂构成差异的嬉戏系统。＂无＂和＂有＂都不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存在于这一差异的嬉戏系统之中。＂无＂和＂有＂的关系体现了语言的游戏性。游戏性的语言为人们建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     

以人为本核心立场的基本要求与价值诉求

＂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明确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其基本要求是要做到坚持以＂现实的人＂为本、反对以＂抽象的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反对＂以物为本＂;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反对以＂人的片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核心立场的价值诉求是坚持核心立场,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坚持重在为民,实现人的价值复归;坚持持续提升,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复归等三个方面。     

先秦儒学对人类生存之道的求索

与存在主义只关注个体生存不同,先秦儒学所关注的是作为家族、社会和国家的群体生存,其所探求的是人类生存之道。其中,孔子以＂天＂为生存的本体根据,以＂仁＂为生存的核心理念,以＂三不朽＂为生存的终极意义;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浩然之气＂为生存的最高境界;《周易》建构了一个天地人一体的大生命系统,并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提出了以＂三不忘＂、＂顺天应人＂来保证身安、家齐、国治的思想;《中庸》提出并回答了人之世代生存的＂悠久无疆＂问题;荀子则既讲到＂天养＂,又提出了＂最为天下贵＂的人之生存意义理论,提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学说。     

历史学中的普遍与特殊：从表现的观点看

从＂表现＂的观点来看历史学中的普遍与特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普遍还是特殊,其本体论基础都是历史叙述而非历史本身;普遍与特殊归属于历史叙述的整体而非单个历史陈述层面;从叙述实在论角度看,特殊性具有第一性,普遍性则是从特殊性中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传统史学的重心在于发现、考证史料,以还原历史真相;而＂表现＂理论的重心则是解释、利用史料,即思想的创新,以达到启迪智慧、开阔视野的效果。     

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

中国古代没有＂物权＂概念,＂物权＂概念来自近代西方法学。但在中国古代,无论在观念上、事实上还是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物权＂都是存在的,两宋也不例外。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     

大众传媒背景下“90”后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研究

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采用大学生婚恋观问卷对339名＂90＂后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90＂后大学生对爱情的态度依次为现实爱、热情爱、奉献爱;男女大学生的择偶标准逐渐趋于一致,对个人的内在品质都很看重,而不太看重家庭背景、身高等外部因素;＂90＂后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较开放的态度,但无论是对男性婚前性行为还是女性婚前...     

"天人合一"的契合点——论朱熹"仁"说的终极价值

＂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融的道德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契合点一直被探寻。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把标示情感之＂仁＂提升为道德本体,唯＂仁＂能承载沟通＂天、人＂的重任;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扩展了＂仁＂的主体指向为人和天地,凸显＂仁＂是＂天、人＂的终极价值表现;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彰显求＂仁＂为贯通万物的过程,践＂仁＂为＂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朱熹的＂仁＂成为＂天人合一＂价值意义上的最佳契合点。     

《诗经》中的“裘意象”

《诗经》写到＂裘＂的诗歌共有9篇,《诗经》中的这些＂裘＂既是蔽体、保暖之衣,又是身份、地位之象征,还是文化人格之体现。以裘为衣是对上古衣皮风俗的继承;裘为身份、地位之象征,其成因则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羔羊比德,＂羔裘豹饰＂,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人格的体现。     

庐山会议转向原因再探讨

1959年庐山会议,以纠"左"始,却以反右终,其转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根本原因是捍卫"三面红旗"、实现奋斗目标;直接原因是防止群众泄气、坚持继续跃进,避免党内分裂、保持党的团结;深层次因素是巩固个人权威、警惕中国式赫鲁晓夫的出现,维护党的威信、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上演。从客观上来说,党内风气、一些偶然巧合和个人历史恩怨等因素为会议转向提供了条件。     

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现代诠释

一直以来,无论是一般公民还是学术界对孔子＂学而优则仕＂观点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曲解,原本具有的积极意义非但没得到体现,反而成了大众批判的观点。本文拟以中庸思想对＂学而优则仕＂观点进行忠实解读,以挖掘其对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