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回顾了“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以及创造性叛逆所引起的争议，在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它两个特征，即主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译学建设的融通之道: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面对新时代翻译行业的挑战和翻译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国译学界产生焦虑情绪。作为新时代译学建设的领军先锋，张柏然教授倡导立足传统，坚守本土，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中西融贯。他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依循“传统定位—西学反思—融通自立—打造特色”的路径，形成由“变化观”“适切观”“融合观”组成的“三观合一”的翻译美学思想，其中，“变化”是本质，“适切”是缘由，“融合”是目标。张柏然教授的翻译美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可指引我们进一步反思，探索前进之道。循此体系，不妨以共性为译学研究本体，以“和而不同”为理论追求，以“比较调和”为研究方法，以“天人合一”的融通之道描绘一幅“译学太极图”。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国际发展

21世纪以来,始创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目前方兴未艾,影响力持续提升。生态翻译学的两大亮点在于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其理论创新包括：创设“关联序链”,揭示“生态范式”,确证“三生”论域,首倡“新生态主义”。如果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看作其发展的内涵,那么,其外延则是其向外传播的国际化实践和探索,其路径包括：举理论之旗,走生态之路,致东方之学,打首创之牌,趋学派之势。实践表明,理论创新是国际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国际发展则是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标志和追求;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是相辅相成、互动共进的,体现出同频共振的基本特征。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的梳理和发掘,或许能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翻译研究的新作为提供一种可行的途径,也或许能为相关领域的其他理论体系创新和国际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视角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彰显文化的独特性又要使其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以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林语堂早在20世纪初亦有如此先明之举,他力排众议地以中译外和异语写作的方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文章通过分析林语堂文化外宣作品《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案例,发现在对待文化传播和中译外问题上,林语堂以其独特的文化态度,从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对中国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翻译,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娴熟的双语能力和灵活的创造性翻译手法。      

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

旨在探讨在将中国古典文集译介给与我们语言文化渊源不同的英美读者时,要使译文流畅自然,易于接受,译者的创造性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我们今天读起来深奥晦涩的古汉语译介成通俗自然的现代英语,是值得我们翻译研究工作者为之努力的方向。通过对《三国演义》的译者罗慕士的译本中实例的分析,展示这位优秀的美国汉学家优美灵活的创造性的翻译手法。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互文性对话探究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创作的问题作品,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本研究表明,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描写研究

霍姆斯和图里等人构建的描写翻译学采用的描述性方法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自1872年香港首现《水浒传》节译本至今,陆续出现了十余种英文节、全译本。,拟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从历时性角度研究《水浒传》的译介过程,考察该名著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译苓,按历史阶段对其重要译者及译本进行梳理,分析各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体共性,客观描述影响其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以期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翻译职业素养培养的多元化路径

翻译素养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从对翻译素养要求较高的诗歌翻译出发,以庞德“地铁车站”为例,通过挖掘传统解释学、现代解释学、解构主义、审美移情等多种路径,研究如何提升翻译的忠实原文素养、创造性素养、文化素养和审美移情素养等综合职业素养,探索翻译职业素养培养的多元化路径。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