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法的商人自治理念

商人自治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自治需要与国家强制达成平衡与协调。历史地考察,商入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勃兴到异化再到回归的发展历程。商人自治理念的实现需要赋予商人充分的自治权、完善的商事自治组织和健全的商事自治规则。在商人自治理念极为欠缺的我国当下,尤其应当通过立法赋予商人充分的营业自由和经营自主,进一步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强化商会组织和行业自律,以确保商人自治的有效实现。     

幻象与真实——中世纪商人法形貌考辨

为了研究中世纪商人法的真正形貌,文章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对商人法各种史料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商人社会无法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和完全自治的法律体系;国内外国际商法学者对中世纪商人法的认知存在着证据支持不足问题;构建新世纪的跨国商人法规则,并不需要借助并不存在的中世纪商人法乌托邦来证明其具有历史正当性。中世纪的商人法不可能成为现代国际商法的模范和依托;构建新的统一商法体系应该考量现今的国际贸易形式和国家法律制度现状,将工作的着眼点放置在对各国国家法的比较和协调上,商人社会所谓的自治性民间规则只能起到有限的辅助作用。     

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架构与商法的复兴——评徐学鹿著《商法总论》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使商法一度遭受冷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 ,商法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趋显现。时至今日 ,我国加入WTO在即 ,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 ,复兴我国商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且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我国法学界 ,“民商合一”的论调久已有之 ,似乎已早成定说 ,这一理论误区极大地阻碍了商法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徐学鹿教授所著《商法总论》一书 ,堪称商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 ,对传统的商法理论误区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它雄辩地论证了商法演进的四个阶段 ,以及商法的概念、地位和独特内涵 ;鲜明地指出 ,在我国商法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的传统观点应予放弃 ,应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切 ,无不对如何构筑我国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框架与我国商法的复兴 ,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重审“卢梭与浪漫主义”——以白璧德的卢梭批判为中心

在白璧德那里,奉行自然主义的卢梭成为他新人文主义理念的主要敌人。在其新人文主义的整个建构过程中,都伴随着对卢梭的甚为苛严的批判。这一批判既有理论的闪光,也有不少偏见与谬误。这些使得"卢梭与浪漫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的理论问题。康德与伯林的相关论述为我们辩证地看待卢梭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     

《现代商法:理论基点与规范体系》简介

正宁波大学郑曙光教授、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胡新建副教授合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该著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商法从欧洲中世纪走来,经过近代成文法,再到现代的新商人法,其演进发展中波诡云谲、变幻不定。该著重点回答三个问题:(1)商法发展到现代阶段,其制度体系与规范体系是如何得以演进的,     

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本文通过比较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和理论主张 ,认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 ,主张国家利益是天然固有的 ,是外生于国际体系的 ,并且包含有物质主义的内涵 ;但是 ,建构主义则认为 ,国家利益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 ,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可以改变国家行为 ,更重要的是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法团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回顾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起,运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宪政、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这几个议题解释和预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发挥国家主导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成为学者论述的主要切入点。批评者指出我国的社团组织依附性强,并没有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中介作用,再加上我国社团的多样性和法团组织发展条件的不成熟等,都成为解释和预测中国问题的障碍。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现代商人法理论的提出及其对国际仲裁法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 ,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运用越来越多。本文探讨和研究了现代商人法与国际仲裁法的关系问题 ,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商人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形成 ,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也因为现代商人法的运用 ,从中获取了新的活力 ,并在这种新的法律体系或法律部门的影响下 ,逐渐趋向于完善。     

商法理念的司法实现

商法理念是商法自身的目标,包括基本理念和特有理念两个层次,商法的基本理念以商法作为特别私法为依据,商法的特有理念即适用商法应遵循的商法特色。司法实现商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通过司法来实现商法理念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复杂的商法,突出商事审判的特质并发展商法。商法的基本理念包括公平和诚实信用理念,商法的特有理念包括维持商事营业、信赖保护和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     

论商法的本质

商法的本质是指商法区别于其它法律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商法属于特别私法,商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法律条件,商法是商品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技术性条件。     

"商法公法化"之不合理性分析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因其中的公法性内容而被诸多学者认为已经公法化。本文通过对商法历史地分析 ,发现商法自其诞生之日便打上了公法的烙印 ,公法性内容并非现代商法所独有。公法性内容的作用、地位是从属性的 ,是为商法服务的。笼统地认为商法已经公法化是不恰当的。商法中的公法性内容 ,应从实质意义上和形式意义上分别审视 ,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具有公法性 ,但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却是私法无疑。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

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     

民法商法化刍议

本文阐述了民法商法化的起源和定义,简要分析了民法商法化的具体表现,意义。并以民法商法化为切入口,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界限,对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模式作了简要的探讨。     

评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基本法律部门 ,在立法上一直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争论。我国历史上缺少商品经济的深厚传统 ,建国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造成民商合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文章讨论了民商合一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从商的本质是资本的营利活动出发 ,论证了民商合一立论的不科学性 ;并从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性要求商法有与民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调整原理出发 ,得出结论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有其独立存在的根据 ,在立法上针对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 ,应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论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兼论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发展趋势。民商分立体制下存在着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独立的商法典和单行的商事法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具利弊。对于我国来说,妥当的选择是舍弃商法典模式,在单行法的基础上以一部商法通则予以统率。     

国际商法学科的独立性刍议

国际商法在我国目前的国际法学科体系中,仍被包容在国际经济法或者国际私法的学科体系中,没有取得独立地位,从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理论分析,这种体系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国际商法应当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国际商事立法的发展也表明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

公司法在总体上属于私法。因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注意彰显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理念,要理解"公司事务公司自决"原则的含义,要认识到司法对公司纠纷的干预应保持一定的节制,坚持有限干预的原则。在多数情形下,法院对公司内部纠纷只作程序性监督,而启动实体性干预的前提是"竭尽公司内部救济"。为使公司法判决不至于迷失方向,公司法改革不偏离轨道,我们主张:坚持公司法的私法精神,并将其演绎为自觉的立法和司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