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保守党和进步党、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化思想上,他通过对中与西、新与旧的"调和折衷"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杜亚泉"调和折衷"的方法论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思想来源,但在征引西方思想的表层下,隐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发明西方思想实质.     

浅析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在崇尚全盘西化的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1]的重要成员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西化思想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杜亚泉的独到的见解不仅体现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调适上,还存在于政党、经济和社会等多方思想上.杜亚泉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党的有无、政党的目的和政党的种类.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调适与冲突——析杜亚泉与伯林两种多元论思想之差异

杜亚泉的多元论思想融合了英伦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与中国儒家“中庸之道”,主张调适的社会文化变革模式。伯林的多元论是其“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之基础,与杜氏多元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不赞同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价值体系等),但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伯林不可通约之价值多元论,强调价值的多样性甚至冲突性;杜氏之多元则是一种和谐的多元,是一种最终能融合为“多元一体”的调适论。中西文化之不同根基,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不仅使上述两种多元论走向相反的方向,并且也能从中搜寻出存在此种差异的必然性。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联邦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国家结构

联邦主义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政治理念与原则,它主要体现为政治联邦主义与财政联邦主义。其中,政治联邦主义又体现为英国的社会联邦主义、德国的行政联邦主义、美国的宪政联邦主义和前苏联的民族联邦主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和分税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联邦主义的理论精神。以联邦主义理论为参照,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可能会成为今后我国地方制度发展完善的主要方向。     

政策协调视域下的执行难问题

政策执行难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关系不相协调的表现和结果。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引发了政策执行难的问题。消除政策执行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合理进行集权与分权。当前，应建构有效的协调机制，克服制约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障碍性因素。     

试析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学的四大理论视角

冷战期间美国的苏联研究可以概括为四大理论视角.极权主义是斯大林年代苏联政治的代名词,其特点是绝对集权、恐怖统治、不停的社会改造和体制凝固不变；多元主义是将苏联与西方国家比较后的产物,其特征是苏联共产党的权力要么转移到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手中,要么下放到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精英手中；理性—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苏联成为工业社会并逐渐现代化,苏联政治结构也会被注入更多理性,更为制度化,甚至转变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历史传统—政治文化视角则强调俄国传统和政治文化对当代苏联政治的塑造力量.     

“新县制”的推行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

本文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主要指县级） 的演变轨迹，认为“新县制”推行之中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由局而科、由科而局的变化是由政局动荡和政治上集权需要决定的。这种局科轮回的历史表明，在教育行政与一般行政的调适过程中，保持教育行政机构的专门化、独立化乃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表明，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应以职能的划分为前提；组织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     

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基于科学技术哲学视阈下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科技启蒙的先驱,他的科技思想内涵丰富、因时而异。总体上看,其科技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略显科学主义色彩的科技思想:艺重于政、工艺为本;中期怀疑谨慎的科技思想:崇俭抑奢、交融伦理;后期辩证、乐观的科技思想:以辩证、多元并存的态度对待中医的价值,以科学劳动家展望中国科技的未来。杜亚泉的科技思想自觉实现了由科学主义而理性、谨慎的嬗递,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对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西文明的独特思索。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争

陈独秀和杜亚泉作为发生于20世纪初那场东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针对杜氏提出的调和论与统整说,陈氏做了详尽的批驳,提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及20世纪的中国现实对两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裁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略论陈三立学术思想与特点

陈三立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学术界早已研讨他在戊戍变法中和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极少关注他的学术思想。陈三立在经学、诸子学、程朱理学和阳明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反思。他的学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实践,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士大夫的一般知识、文化倾向和政治溯求,是近代史上一笔极为珍惜的人文思想资源。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杜甫咏马诗浅论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咏马诗颇具特色,历来为人称道.他的诗突破了前人咏物仅对外在形貌作具体细腻描写的传统,借马言志、托马抒怀、寓情于物,使人、马浑然一体,具有丰富的比喻与象征意义,从而达到外秀内美的境界.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功能,五四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分别为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他们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激烈反传统进行了回应。论争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改造策略,是五四文化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对立互补两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成果丰硕,有从历史宏观角度研究唐代诗人心态对唐诗的影响,也有从贬谪、科举、隐逸、宗教等层面,探讨政治文化因素对唐代诗人心态的影响,还有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创作心态进行深入剖析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