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虽然只是《玩偶之家》中的次要人物,但是林丹太太对该剧的艺术性却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功效;她这一形象包孕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她暗示了女主人公娜拉出走后的命运,隐含着作者易卜生对娜拉命运的思考。     

一部对经典的重构？——解读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的“双性同体”意识

具有强烈女权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的耶利内克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的《娜拉出走以后》好似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重构。但耶利内克的本意并不是要颠覆经典中的娜拉形象,而是要从女权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娜拉,回答出走后的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抗争。本文试图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意识,从而揭示耶利内克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当代娜拉的困惑——美国当代女性小说一瞥

易卜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名剧《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而告终,标志着她与丈夫为代表的男权中心社会的决裂,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呼喊。然而一百多年后,娜拉出走后的道路却是崎岖不平的。 美国当代文学,从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隐形的玩偶

20世纪初期,易卜生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传到中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话剧的最后,娜拉不甘心做她丈夫的玩偶,断然离家出走。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湖北作家吕幼安的小说《魏莎生命中的男人》,却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妇女的解放。娜拉与魏莎,虽然时代不同,但最后结局却是一样,都是离家出走。妇女解放之路为何如此艰难？而《魏莎生命中的男人》则为这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范本。     

娜拉,人归何处?——也论娜拉走后怎样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走出“玩偶之家”之后踪迹何在?这一直是一个伟大的问题。上世纪初,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立足社会学,义正言辞地给她指出了两条道路:堕落或回来。在高扬生命个体的今天,笔者略受启发,有了新的思索,试从文本中娜拉的这一个体出发,提出她的另一种归宿———自杀。     

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

一八七九年挪威大戏剧家享利克·易卜生,发表了誉满世界剧坛的名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冲出玩偶家庭、走向社会的女主人公娜拉艺术典型。八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国作家杨沫,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摄制成影片之后,冲出封建家庭、走上革命征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国内外观众赞扬和学习的楷模。娜拉和林道静,尽管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别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娜拉在剧中最后一幕临别玩偶家庭时的谈话,被誉为一篇“妇女独立宣言”;林道静先后两次冲出封建家庭,步入新的人生,被赞为一曲妇女解放之歌。但两部作品又都曾受到非难和指责。《玩偶之家》最初在西欧上演时,有人辱骂娜拉的出走是大逆不道,放弃了“妇女应尽的家庭责任”,攻击易卜生是个不道德的作家,污蔑他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在我国也有人对林道静和作家本人肆意歪     

陌生与困境——《玩偶之家》新解

《玩偶之家》虽以家庭妇女问题来构织戏剧冲突，表现出强劲的民主精神，但在表层化下，还包容着更为深刻的隐形意蕴。该剧始终环绕着一个难解的情结：隔阂、陌生感，男人与女人、人与人——难以逾越的鸿沟。娜拉离家出走，却难以走出“隔阂”的困境。     

家中的娜拉与出走后的娜拉

本文将娜拉形象的分析与妇女解放的历程联系起来，认为家中的娜拉象征着妇女的过去，是笼中之鸟，男人的玩偶，无平等自由可言；娜拉的出走标志着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出走后的娜拉不会死掉，不会堕落，也不会回来，她会凭借自己的双手获得生存的自由和做人的权利。文章由娜拉的觉醒推演开来，进一步论及妇女教育问题，认为妇女的解放不仅仅依靠经济的独立，更依赖于独立的人格意识。在当今经济大潮中，更应该强化妇女独立的人格意识的教育     

无法走出的心灵隐痛——娜拉和冷清秋之比较

作为觉醒女性的代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影响下,都选择以出走的方式向男权社会进行反抗。虽然两位女主人公身处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有所不同,但是其共同的抗争与追求都回荡出女性寻求独立自由的呼声。     

谁是玩偶——再读《玩偶之家》

本文以女性主义为理论依据 ,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重新阅读《玩偶之家》 ,对谁是玩偶的问题给予了新的诠释。笔者认为如果说女人在父 /夫权社会中难以“忠实于自我”而成为玩偶时 ,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 ,从而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天使的蜕变:解读易卜生与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

在易卜生的<娜拉>诞生百年之后,极具争议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与之遥相呼应,续写娜拉的命运:<娜拉出走以后>,娜拉从玩偶之家中出走后从天使蜕变成妓女.从二人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社会影响入手,解读娜拉这一角色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我是我自己的”——谈娜拉和子君

在《玩偶之家》和《伤逝》中,两位大师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两位新女性娜拉和子君。她们追求妇女个性解放,喊出了妇女的独立宣言,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浅谈娜拉与子君的“出走”

19世纪末,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挪威、伦敦正式上演,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决裂出走时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40多年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在喟叹多次后默然离开家门,跨出永远离开丈夫的艰难步伐。这两位女性,都剖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最后却都走上叛逆出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旋风倾覆了他们的生活之舟呢? 1 “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非人”地位后而发出的呼喊。挪威位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较慢,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活跃起来,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呼唤,此时才在这儿得到回响。娜拉便是这样一个要唤回自我并要求独立的地     

《玩偶之家》艺术的三个层面

本文从艺术角度对《玩偶之家》作了阐释。文章认为，易卜生找到了“完满的定在”，从而使剧本具有最大可能的涵蕴性和包容性，获得“一粒砂中看见世界”的艺术效果；娜拉圣诞前夕的复杂心态不是语言所能牢笼，易卜生以圣诞舞会为契机，让她直接用舞蹈语汇倾诉自己的内心，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震撼力；娜拉离家出走是娜拉性格发展的必然，触及的又是“精神上的地质形态”中的原始地层，因而“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玩偶之家》:关于权力话语的言说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经典之作.它曾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的美名.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权力的场力结构、权力与身体、权力意向性等方面对<玩偶之家>进行全新的阐释,力图开启一种新的文本解读方式,为深入发掘作品的内涵抛砖引玉.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冲突与选择——再评娜拉

易卜生的三幕剧《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介绍始于五四前夕,由于契合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娜拉”成为一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代名词.然而,娜拉的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贴上了某种意义标签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易卜生和他笔下这一不朽的文学典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娜拉自己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俄底浦斯情结使她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到最后才在破灭的理想中选择坦然面对现实.     

简论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发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 一个世纪以来,《玩偶之家》一直是世界剧坛上传统的保留剧目。《玩偶之家》又名《娜拉》。一八七九年,当这个剧本刚出版两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一八八○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演出,一八八九年在英国演出,一八九○年在美国演出,一八九四年在法国演出。我国“五四”运动后,也开始上演。易卜生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