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转型:从先秦到魏晋

中国美学从先秦发展到魏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伦理转向自然宇宙、政治品鉴转向人物品藻、艺术形式转向生命形式、“生”转向“死”。人向外部世界探索发现了自然宇宙,向内反观建构了人格美学,蕴含其中的则是生命美学的肇兴及对生命意识的呼唤。生命外化为各种艺术形式,内化为“生”、“死”转型,标志着魏晋时代审美转型的最终完成。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对于个体生命、对于“生”以及“死”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生与死是一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死才凸现了“生”的意义,意识到死才会只争朝夕,充实自我,热爱生命。     

回归自然：陶渊明对生命的体验方式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绪全面觉醒的时期,生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们都在思考着生命应以何种方式来体验和度过。与那个时代文人们的个性张扬、延长生,命长度和增加生命密度不同,陶渊明以他自己别具一格的生命体验方式,从官场到田园,由自然思考人生,由死来观生,使生命得以自然度过,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走向他的生命旨归——自然。     

作为哲学问题的生与死——《庄子》的视域

与肯定人的存在意义相应,《庄子》对生命价值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但同时,它又由齐万物进而齐生死,并从自然的层面规定“死”的意义,这种视域一方面扬弃了对死的超验理解,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对“生”的有限意识及敬畏之心。基于以上立场,《庄子》进而赋予“死”以“反其真”的性质,后者既以独特方式表现了对理想之“生”的关切,也使积极的人生取向未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先秦儒家死亡观念探析——以《士丧礼》为中心

魂、魄观念是先秦儒家对于生死的最基本认识。人死亡之后,神魂离开体魄,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士丧礼》中儒家的“事死如事生”便是围绕着对死者神魂与体魄的侍奉进行的。然生死终有别,即便是“事死如事生”,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真的生死一致。人死之后,体魄归葬于土,神魂则由亲人迎回,在庙中以时祭祀。至此,死者的体魄、神魂都有了归处。     

死如何转化为生?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第五节中指出生和死具有同一性。同一性包括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两种情形。生转化为死一般比较容易理解,但死如何转化为生呢?相传扁鹊一类名医能够“起死回生”,其实,那“回生”的病人并没有真死,一个生命个体是不能死而复生的。我们应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生和死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在批驳罗森塔尔等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时,对生和死转化问题作过这样的解释:“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     

论魏晋美学的自然意象

魏晋美学从玄学的视域重新诠解了生命的本义。在魏晋美学思辨中,审美的宗趣在于“自然”的规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魏晋士人认为自然人格的可贵有别于人性道德价值。后者经由读的理性分析而通达于名;前者作为一种审美旨趣由静观通达于象。正是在可读的人与可(静)观的人的比照中,人的本原意义得以彰显。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诞生仪礼中生命意识的交响曲——西部民族风情审美研究之三

<正>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按美的规律创造着世界,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负载生命的自身.在求取生存发展的艰苦实践中,促进了他们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和思考,表现出对生命的强烈热爱,并逐步形成了以生命为美的审美意识.正如古人所说:“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诞生仪礼作为人生的开端之礼,标志着新生命的诞生,不断向人们传递着生命的信息.这一人生仪礼的第一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魏晋文士嗜酒与生命智慧的践行

酒溶入文士之生活、创作以至与生命智慧相联系,是始兴于汉末盛极于魏晋.关注生命及生命智慧的自觉,是魏晋文士嗜酒的思想渊源.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灼着生命智慧之光,体现为"三度"追求即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生命智慧的自觉及践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偶然与生命——沈从文小说生命意识形态的分析

鲁迅与沈从文是现代文学作家里少有的将生命意识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人,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复杂既表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生活"与"生命"的差异,也表现在以原始生命为基础的对生命美即神性的追求。面对这"不大会思索也不容许思索的生命",本文着意从偶然、死亡、爱与死相邻的角度出发,分析沈从文生命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其中原始生命形态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为研究沈从文作品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对立形态提供一个道德评判角度外的新的视角。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古代藏医学“沉浮现象”启示录

弘扬优秀科技文化,是一个牵动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纵观古今中外的人类发展历史,首先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界的抗争史,“生、老、病、死”至今仍是人类第一号“老大难”问题,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科技文化的发展对社会的前进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优秀科技文化之所以要不断地发扬光大,还在于任何科学技术成果,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成果本身也没有天然的“自我保存”功能;再一方面,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成长、进步、发展,或退化、萎缩、失落,都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命名的同题散文 ,记写的不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 ,而是表达了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对那些无聊的看客 ,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而对那些饮过自己血的人们的无情的“打杀” ,鲁迅则表现出“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 ,正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和生命体验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