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化大众”

具体分析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可见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提出，蕴含了现代中国知识者与大众间的启蒙与被启蒙的质的转变。后来的人们将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斥为“化大众”，既有背文学史实，亦有着理论上的谬误。而这种谬误，早在三十年代即有其萌芽形态。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优点与缺失，对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有着同等的深刻影响。它的某些局限被发展到极致后，甚至衍变为巨大的自我否定力量，回过头来对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加以否定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何其芳文艺思想嬗变及其价值取向

何其芳的文艺思想不是简单的前后期变化,而是有着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学生时代,他认为文艺是用来表现自我的,追求文学的审美性。奔赴延安前后,他视文艺为现实生活的反映,追求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用性。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遵从艺术从属于政治的方针和政策,过于追求文学的政治功利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主流话语,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回归文学的"真、善、美"。     

文艺大众化：话语与实践的递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牵涉到文学领域之外诸如思想、政治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殷切呼唤的“平民文学”,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政策性指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话语与实践两方面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文章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论抗战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性、独特性和运作机制

文艺座谈会是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中的重要现象。全面抗战以来的文艺座谈会可将重要性作为量度进行阶段划分,各阶段的起承转合与政治话语的介入密切关联。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性形态伴随着文艺通俗化运动的起落、旧文艺与新文艺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介入现实、参与抗战、改造文艺的雄心和魄力。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立足于战时国家层面发出文艺之声,其鲜明的议题意识体现出左右文艺进程的倾向,某些议题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大后方文艺座谈会依托文化团体及其刊物召开,具有一定的文学派性倾向,会期的不确定性和气氛的民主性为文学话语生产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     

“文艺的”与“学术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话语范式转换新论

［摘要］从1922年周作人率先提出研究民间文学的两个新视角——“文艺的”和“学术的”,到90年代钟敬文糅合文学与民俗,以“民俗文化”为话语对象,民间文学“文艺的”与“学术的”两种话语范式经历了曲折的转换过程。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视角,既使民间文学有了广阔的话语生成的空间,也使此后民间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偏离文学的范畴,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共同介入下,成为各学科的公共资源,但其文学本位却日渐失落。     

文艺奖励与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体制的建立

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山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由党政军主导的文艺奖励体系,不仅确立了革命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文艺评定标准,推出以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一批工农兵作家,而且有效调整了根据地文艺的话语结构,以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有机结合来取代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话语的权威地位。这些举措将革命意志内化为文艺生产运行机制,推动了革命文艺体制的全面建立。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意境、典型和话语权力----- 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文学研究应该把握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在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传统的中国文学，也包括中国文化圈的诸如日本、朝鲜的文学，是以意境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传统的欧洲文学以及与《圣经》文化有关的中东文学，则以典型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作为对传统的超越和反拔，当今文学有着新的基本尺度，从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文学的话语权力或者文学的话语权力关系就是这样的新尺度。从话语权力关系来看文学史，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雅俗之辩，继承传统与鼓励反叛、提倡标新立异的分歧，强调作者自主性和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差异等问题，都是由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所引申的。     

延安文学精神论纲

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延安文学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学现象,而且更具一种文学精神价值。延安文学精神是文学的时代使命担当精神,是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精神,是文学追求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艺术审美创新精神。延安时期异彩纷呈的文学实践（庞大的作家队伍、众多的文学社团、纷繁的文学期刊、丰厚的文学创作实绩）是延安文学精神形成的文学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延安文学精神的理论核心。延安文学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精神引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网络文学创作述论

20世纪最后几年 ,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络文学也悄然兴起。从聊天室、BBS站出现一些富有文学情趣的文字开始 ,经过众多文学网站、个人主页、电子文学刊物的推波助澜 ,使得网络文学的存在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流行文学现象 ,网络文学的存在价值、生存环境 ,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走向 ,它对传统纸介质文学、传统印刷出版业的影响 ,网络文学的评判标准和前景等问题 ,正在受到关注。文章对此类探讨作一综述。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0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首先体现了世纪之交的特征,回顾与展望成为讨论的热点."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现”,近年来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2000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突破.除此新动向之外,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一些基础传统研究专题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

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以后,在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权的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人通过禅宗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掀起汉文学风潮,产生了主导当时日本文坛的"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推动了早期汉诗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点,成为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所以禅宗的世俗化,普及的不仅是宗教的禅、哲学的禅,而且是文化的禅、文学的禅。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试论南朝文学与政治、教化的关系

针对目前南朝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政治、政教的关系问题．采用文学的社会伦理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萧梁开始的诗文取士、统治者对文学的喜好以及政坛和文坛的紧密关系，南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人的政治工具。南朝文学又通过其蕴载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不自觉地为统治者服务，充当了潜在的教化工具。     

文学是美的人学

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至今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命题。然而由于它严重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 ,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 ,十分不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 ,不如说它是“美的人学”。主要依据在于 :第一 ,文学写的是人 ,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诗意的社会生活 ,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第二 ,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第三 ,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 ,也是为了人。“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形态的基本主题无不是为了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     

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由于主体前理解的差异,究竟哪些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往往争论不休。个体审美评价要求普遍性认同的心理需要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原动力。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力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当下社会,图象作为与语言相对的一种表述力量异军突起,语言的中心地位遭到挤压,文学经典的中心地位相应遭到了放逐。消费文化思潮使文学经典成了所指空洞的纯粹消费品,成了消费、戏仿、聊侃的对象。后现代文化对“中心”合法性的质疑,消解了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