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司权力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研究

从公司权力的角度看,公司治理本质上是公司权力的治理,是反映公司权力配置的一套制度安排。以此来分析公司治理问题,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能够把组织结构纳入到公司治理的研究中来,为其提供更为完整的研究图景。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权力关系的网络组织:企业的性质的再解读——一种基于演进论的视角

企业性质问题是企业理论、公司治理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沿着科斯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与伯利一米恩斯开创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化分析方法,从演进的动态视角探讨企业的性质及其演变问题.核心观点是,企业内部核心资产的变化决定了企业权力关系的变化,权力关系的变化决定企业性质及其演进.这一研究表明:进一步探讨企业权力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对深化企业理论研究意义深远.     

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

学术界对区域治理的研究多从"制度"角度出发,忽视了"权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传统权力概念在理解区域治理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从巴尼特与杜瓦尔的"多重权力概念"出发,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通过"社会关系类别"和"社会关系特性"两个分析维度,将权力分为强制性、制度性、构造性、产生性四种类型,并分析这四种权力形态在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及作用,由此论证"权力"才是理解东亚区域治理的关键.     

高校“权力之痒”及其过敏反应

本文通过对权力、大学行政权力及学术权力的把握,对“权力之痒”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并对“权力之痒”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过敏反应）及其治理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与多元化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和企业多元化的动态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以筛选出的53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多元化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的多元化正相关,管理层权力型企业比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企业多元化倾向更大。     

股权结构与公司决策研究中的方法探讨——权力指数分析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

公司实践中的股权结构与决策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它是一个加权的“选举系统”。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引入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来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通过对权力指数的分析,得出权力指数能够客观地度量公司控制力。权力指数分析方法的讨论,为我国国企改制、股份制企业的进一步改造以及公司并购重组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量化方法。     

现代企业治理趋势和权利制衡

资本所有权制度安排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企业治理制度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这是与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因素分不开的。在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功能趋同”由于其避开了制度模式改变的障碍,必然地成为竞争压力下企业治理演变的唯一初始路径。企业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而合理地配置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其有效的制衡关系。衡量治理效率的标准是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理主体收益的最大化。提高企业治理效率必须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适时进行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努力创造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企业权力的存在论诠释

社会权力是社会积累劳动对活劳动的必然性支配,是企业权力的来源.资本是现代社会权力的实现逻辑,是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力,为企业权力奠基.企业权力结构是不同类型资本载体所携载的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不同类型资本载体所携载的社会权力在数量、强度上的历史性变化是企业权力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论大学治理权力的来源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组织的身份与角色是多重的。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角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大学治理过程中三种最为基本的权力,即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每一种权力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定位以及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是由大学机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大学每一种治理权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大学治理的权力类型不同,那么其产生与来源的基础也不一样。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董事会权力层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企业使命的调节效应与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但效率低和竞争力偏弱等问题抑制了其发展活力,使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行为受企业使命的引领和约束,但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董事会成员的横向结构特征,忽视了董事会作为一个群体决策机构,其纵向权力层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使用我国2012—2017年国有企业样本,研究了董事会权力层级在企业使命的调节下,通过战略选择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其一,随着董事会权力层级差异的增大,企业将获得更多的企业价值;其二,企业使命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即企业使命越明确,董事会将由保守型战略逐渐转向激进型战略;其三,战略选择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董事会权力层级在企业使命的作用下,通过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影响企业价值创造。     

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权力结构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分解、市场主体逐渐培育、多元化权力结构逐步形成的过程.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对于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的“放权创利”、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地理区域上的“点”、“线”、“面”的放权路径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分利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权力主体尤其是行政权力界限不清、越界“争权”所致.所以,下一步改革应该在对行政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种权力边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多元均衡的权力结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和谐性和持续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浅论公司控制权的权力本质观

公司控制权以及公司权力的配置和权力体系的构建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权力、科层与控制是公司控制权审视的起点 ,公司控制行为是公司控制权力运行的载体 ,所有权是公司控制权力的来源 ,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可划分为动态的行为和静态的制度两种     

对"新企业旧治理"现象的反思与推进

公司治理是近百年间的热点且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任何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必须以其研究对象和时代特征为前提.从公司治理引发关注的"现代公司"和"现代工商业企业"到如今不断变化的企业形式,一些隐含的假设与前提已经相去甚远.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与争论显然对这些变化缺乏足够的反应,因此必然存在新企业的旧治理现象.强调系统治理、抓住权力线索、考虑企业和时代的变迁是现有公司治理研究基本的方法论与方向建议.     

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研究

经理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经理法律地位和权力的变化,体现了公司为追求效益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在经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经理权的扩张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经理法律制度的发展,既要发挥经理的巨大作用,又要防止经理权滥用造成对公司及其他主体利益的损害.我国公司法对经理制度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如何健全公司经理法律制度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权力类型与法律渊源多元化间的对应关系

长久以来,人们对“权力”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政治或社会学意义上,权力也一直被混淆于国家权力而没有其他。同时对法律渊源的研究人们也一直采用形式法源的立场,认为基于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这对法治建设是非常有害的。不同类型的权力与多样化的法律渊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作用于大学内部的核心权力.我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随着清末、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清末,行政权力独揽,学术权力微弱,两权合二为一;民国初期,学术权力主导,行政权力服务,两权初步协调;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此消彼长,两权再度走向平衡.这一变迁的历程对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内部权力治理具有较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