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规则成为一般习惯法的条件——兼论"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之内涵

条约是现代国际法中形成和发展一般习惯法的重要媒介.要成为一般习惯法,条约规则须具有创立一般规则的性质,须有国家实践即常例,须接受常例为法即法律确念.在判断条约规则是否成为一般习惯法时,"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实践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它是指其利益比其他国家更加直接而且通常是重大地受到一般习惯法规则影响的国家.     

从实证角度解析“习惯法”概念

习惯法是起法的作用的习惯。习惯法的外延包括: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习惯;司法活动中实际运用的习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运用的习惯。不能认为只有包含权利、义务或责任的内容的相关才是习惯法;也不能认为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习惯就不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习惯是否属于习惯法恰恰是法律多元化研究的重要且主要的课题之一。习惯法与各种非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同,与民间法存在交叉重叠之处。     

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例

民间习惯法作为一种非物质民俗,规范并调整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民间社会赋予民间习惯法很多强制性力量,使它有一种“准法律”的效力。国家通过审判对民间习惯加以认可和接纳,使国家法与习惯法得以相互配合。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对其中民间契约的分析,试图探讨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     

论交易习惯

我国<合同法>中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作为一种补充法源存在,对交易习惯概念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其法律适应.交易习惯的意义,大陆法系上有"习惯说"与"习惯法说"之争,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兼指习惯与习惯法,适用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合同漏洞的弥补、规范合同行为.交易习惯在法律适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法律的日益明确而减小,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交易习惯的地位,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交易习惯的性质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交易习惯的情形.法学意义上的习惯不单是指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行动模式、一种规范;而习惯法是已经具备了普遍的法律拘束力的习惯.前者是普通规则,后者是法律.参考各国的立法体例再联系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现状、社会现实,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应兼具习惯与习惯法两种属性.     

法律行为制度的私人自治根基

私人自治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思想根基.私人自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的事实是法律行为的概念与制度产生的根本因素之一.法律行为旨在实践交换正义与纯粹的程序正义,自治基本上就能满足法律行为伦的要求.由实行私人自治原则所致,以法律行为制度为其独特且主要内容的私法必然是形式主义的,从而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品格.认为法律行为成立是事实判断的通说有误,此种定性使自我约束不彰,从而亦断送了私人自治(自我决定)的生机.现行正面规定有效要件的立法模式欠妥,通过建立“成立推定有效”规则,并使积极性的“有效要件”转变为消极性“效力阻却事由”,不仅可建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体系”,亦也可使私人自治获得体系性实现.无论是强制性规范“有效要件”还是公序良俗“有效要件”,均为概括条款,司法适用时应慎之又慎,以免过度戕害私人自治.     

论刑事附带搜查制度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人员在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虽无搜查证,也可搜查其身体、随身携带的物品、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住所或其他处所的制度.刑事附带搜查的成立必须具备"合法逮捕"、"即时性及其修正"、"须有附带搜查的必要性"三个要件.刑事附带搜查范围必须以立即可控制原则为限.     

“历史性权利”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成文国际法并未对历史性权利作出明确界定,但通过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等制度肯定了历史性权利的价值.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的权利依据和理论基础,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是历史性权利的标的.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三个方面:该国对该水域行使了有效管辖权;该国对该水域行使管辖权是公开的、连续的、明确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相关国家对该国这种管辖行为予以容忍.通例和法律确信是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历史性权利属于国际习惯法.     

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我国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和制裁探析

我国商业秘密侵权的成立要件主要包括:权利人持有商业秘密;实施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我国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方法主要是“接触 相似原则”,而对其制裁则有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两种。我国商业秘密侵权法制在立法方面、司法实践方面及行政执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须进一步加以完善。     

《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法律多元视域下的晋商行规习惯法考量

法律多元的视角下,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了法的重要内容.晋商行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运用各种强制手段保障其得以实施,是区别于一般习惯的习惯法.以公平、诚信为宗旨的晋商行规习惯法是晋商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制度保障.     

论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合理定位

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从习惯法的通常定义,我们发现习惯是比习惯法更宽泛的概念.民事习惯在各国的立法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近代的某些时段,民事习惯曾经遭到漠视,但当代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民事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现在我国由于对民事习惯研究不够,民事习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加强民事习惯研究,使民事习惯在民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商业秘密的内涵与外延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与理论界对于商业秘密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从商业秘密概念的发展趋势来看,商业秘密在内涵上需要具备秘密性、价值性、管理性三个构成要件,在外延上应包括所有商业信息,而不仅仅局限于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     

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扼要说明了紧急避险的沿革;接着就日、德、意、俄、法和前苏联等国学者对紧急避险的法律性质和成立要件的不同观点进行了阐述和比较.关于紧急避险的法律性质,笔者原则上赞同阻却违法说,关于成立要件,虽然认为俄国学者的提法比较妥当,但在论述时则采用日本某些学者分为四个要件的主张,并按照四个要件逐一对有关的不同意见加以述评.最后,就日、俄和前苏联学者对避险过当和假想避险的不同论述作了比较研究.     

法、礼、刑的属性(下)——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四、“礼”的属性、结构形态与价值意蕴如上所述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的“礼”或礼教伦理维系的社会 ,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ｌａｗ)治理的社会。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作比较 ,我们将会发现 ,夏商周三代的“礼”(法 )似乎是法律 ,但又不仅仅是法律。说“礼”是法律 ,因为它确实具有某些法律的性质和特征 ,且在古代社会承担着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秩序之和谐的法律功能 ;但礼又决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行政法 ,不是习惯法 ,也不是民法 ;说“礼”不仅仅是法律 ,因为“礼”是社会秩序的最佳安排 ,是古代君主专制统治者建构的一…     

代位权行使与抗辩的要件事实及举证责任分配

代位权行使的成立要件在代权位诉讼中转化为可能发生争议的要件事实.代位权的诉讼法律关系是代位权的实体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的反映.代位权诉讼的要件事实可以分为代位权成立的特别要件事实和两个债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应当依据实体法律规范,对代位权行使和抗辩的要件事实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债务人应依据其诉讼主张负举证责任.     

诉讼证明标准新议

由案件提出的事实命题或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事实”或“真实”,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命题或陈述关涉自然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客观实在性,即是“客观真实”的;二是命题或陈述关涉社会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法律正当性,即是“主观真实”的。“客观真实”在法律上有一评价标准,依经验实证的证明形式来证明,此法律标准就是诉讼证明的盖然性标准;而“主观真实”须在公正程序保障下,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达成,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法律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事实”。因此,诉讼证明的标准必定是“法律真实”标准。     

也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它们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法律内涵和法律拘束力。研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有利于正确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 ,有利于正确认识某些合同的效力状态 ,也便于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