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分析

随着朝鲜致力于经济管理“改善”,中朝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朝鲜外汇短缺和人民币利好的刺激下,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规模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人民币单币结算、投资风险大、地摊银行盛行、监管困难等问题,需要从结算贸易方式完善、加强人民币监管、规范“地摊银行”等方面实现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流通的合理化.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图们江沿岸朝鲜民族传说中的满族形象

在朝鲜咸镜北道和中国图们江沿岸朝鲜族民族传说中与满族人有关的故事或形象出现的频率颇高。综合史实从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可以认定清朝最重要的始祖努尔哈赤一族的发祥地是在包括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在内的图们江沿岸一带和中国延边地区 ,朝鲜王朝王室的祖先同努尔哈赤的先祖有着密切关系。传说中也表现了朝鲜人因“华夷之辨”思想而对女真人怀有的偏见。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     

鸦片战争与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

面对19世纪中后期清朝在内忧外患打击下陷入的严重危机,朝鲜也深感“唇亡齿寒”.但同时其自尊与主体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清政府始终没能获得朝鲜的真心事大与诚服;二,明清的对朝不同政策,以及清政府回避实质性责任的功利性对朝政策.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朝核问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美朝双方在安全与战略利益以及目标诉求上存在的尖锐矛盾,最终使朝鲜走上了发展核武器之路.朝鲜拥有核武器不仅违背中国及周边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原则,还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提供了借口,同时也为美国军事打击朝鲜创造了可能性.这对与朝鲜咫尺相邻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并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有关决议,中朝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持续进行,承担起了国际社会所期望的负责任的大国重任.毋庸置疑,未来中朝两国还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传统友谊.     

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历史与“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

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沦为其殖民地,朝鲜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者大都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肩负着直接投入中国革命和积极准备、努力促进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与东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着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于这段历史两国史学界应该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去研究.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洪武正韵》在朝鲜朝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中的地位及影响

朝鲜朝(1392—1910)引进和翻译中国韵书,积极推行以《洪武正韵》为汉语官话“正音”标准的中文教育。朝鲜朝从官方层面将《洪武正韵》列入蒙童学习书目及科举考试科目,翻译《洪武正韵》,刊行《洪武正韵译训》,构建汉语官话“正音”韵书编撰的标准范式。《洪武正韵》曾对朝鲜半岛的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产生过深刻影响,推动了朝鲜本土化汉语“正音”韵书的刊行,是汉语国际教育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各自决定派兵赴朝的原因

１８９４年，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经历了做出决议、派人接触和正式“呈文”三个步骤，有一个演变过程。６月２日，朝鲜正式请兵和清政府决定派兵尚未发生，日本政府就悍然做出立即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借口是“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撅”；依据为日朝《壬午条约》。清政府所以决定派兵赴朝，是采纳袁世凯主张出兵的建议，接受朝鲜政府的正式邀请，至于日本方面的怂恿、引诱虽然起了某种作用，但却非主要的，更非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