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不对称：跨界海域环境治理政策失灵的制度归因——以《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为例

跨界海域环境治理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不同区域,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采用的是科层制管理方式。条块分割、职责明确、文牍主义是科层制组织高效管理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在环渤海环境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因为＂条＂和＂块＂的不对称等原因,科层制管理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各部门间的敷衍推诿、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地方执行机关的形式主义等导致了政策失灵。《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实施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将遭遇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失效的同样困境,其结果必然体现为政策失灵。     

政府失灵与环境制度改革——对淮河现象的反思

以淮河的治理为切入点,针对环境保护领域中凸显的“政府失灵”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府失灵”的环境制度改革措施———环境决策的“综合化”、环境管制的“市场化”和“环境治理的“社会化”。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区域实践和环境政策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对其内涵、特性与限度的辨析，将有利于厘清问题实质、推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相关概念之间既有关联性，也各有区别，根源在于作为本源的“治理”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非线性与演化性、复杂性与适应性、周期性与迭代性等特点，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其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是应对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适宜模式，但其有效性具有边界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政策网络治理:理论、模式和策略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研究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治理流派.与科层和市场相区别,政策网络治理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模式,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框架和新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政策网络也可能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成功治理的关键在于有效管理政策网络,选择运用各种策略,避免政策网络治理失灵,提高治理的效果和水平.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若干问题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是各级管理者依据国家和当地的环境政策、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和教育等各种手段,调控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限制人类损害城市环境质量的活动的有关行为的总称.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是管理城市的方式方法与规制.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和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     

我国环境规制的失灵及其治理——基于治理结构、行政绩效、产权安排的制度分析

环境规制的失灵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定环境政策的治理结构、绩效评价以及产权安排不完善的结果。环境规制治理结构的双重性、分散性导致了规制执行力的弱化;规制绩效缺乏公民的参与和反馈,加剧了环境规制的失灵;环境、资源的公有产权安排在缺乏民意监管的情况下导致了资源的低效率的利用。因此,治理环境规制的失灵必须增强环境规制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建立民主、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并增强公有产权的竞争性和透明性,由此才能增强环境规制的效力。     

现代化治理框架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演变研究

环境治理与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和现代化治理框架下首当其冲的奋斗目标。挖掘政策文本所呈现的内容,深入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在内容维度的演变进程,对于深入完善环境政策体系、提升环境治理工作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化治理框架下,循前人足迹采用内容量化分析法,梳理现行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演变规律,从发文时间、发文主体、政策工具三个方面探寻中央政府机构在1990-2019年间颁布的43件政策文本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政策的内容逐渐具体、可操作性逐渐增强、工具类型逐渐多样化,因此应将加强发文主体多部门联动、推进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协调使用作为优化路径。     

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研究

论述了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对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以及京津冀地区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了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来处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事务,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运转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网络,加强政府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通过信息的共享来实现动态化、常态化、高效率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环境治理 70 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

农村环境治理既是农村农业发展的奋斗史,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显微镜。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历经了政策空白、制度初创、领域开拓、全面加速和总体深化五个阶段。 贯穿始终的转换逻辑主线是,治理理念中价值取向从环保边缘转向美丽乡村、政策思路从碎片思维趋向系统工程;治理结构中制度设计从单一性到多样化、主体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合作、供给从项目建设到长效持续;治理技术中技术逻辑从工程主义到适用技术、组织方式从粗放管理趋精细治理。 下一步,要客观面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挑战,理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政府投入与群众动员、设施建设与长效管护、末端治标与源头治本等问题,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画卷。     

以居民偏好为本的环境治理选择——联合选择实验方法,并以夏威夷治理侵害植物调查为例

文章论述用联合选择实验方法研究环境治理选择的问题。强调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体现居民对环境治理的偏好,从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效率。最大似然模拟估计方法被用于对治理侵害植物实验数据的分析,文章主要发现居民重视控制扩散和水土流失多于保持生态多样性,收入水平影响居民对环境治理的意愿支付,而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明确。同时,我们也说明了这种方法在实践中的操作有益于我们选择以人为本的环境治理政策。     

从环境公民到海洋公民——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行动一般是自上而下由政策驱动,需要通过拓宽社会力量自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来提升个体责任的水平。环境公民理论解决了环境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与海洋公民这一概念相关联。海洋公民的概念既根植于当前海洋开发、保护和治理的实践活动,也直接脱胎于环境公民的理论研究。海洋公民与环境公民概念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在论基础上和论证逻辑上的同一性。当前,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过程亟须大力培育海洋公民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这种培育和规范行为一方面从个体行为着手,另一方面从公民行为环境、海洋立法与决策过程入手。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论国内外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历程

发达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进程大致经历城市环境治理非限制阶段、治理起步阶段、工业化防治阶段、城市环境综合防治阶段、城市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阶段等.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大致经历了城市工业点源治理阶段、城市污染综合防治阶段、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阶段、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