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平衡政策在唐后期的实施

安史之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模式,去维护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以藩镇为载体,通过维持藩镇平衡等方式,唐廷力求控制藩镇。从而通过以藩镇为触角,实现对地方的统治。藩镇平衡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中后期的滑州与义成军

唐代义成军是安史之乱后在河南建立的藩镇,常领郑滑二州,治滑州。令狐彰在安史之乱后期投诚唐朝,并在权力交接之时维护唐中央权威,因此滑豪镇在代宗年间被赐号永平,是河南第一个被唐朝中央政府赐号的藩镇,在政治上亲近唐朝中央政府。大历晚期,因其在平定李灵曜叛乱中的出色表现而领七州,达到极盛。从唐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起开始义成镇领土减少,最终固定为郑滑二州,且不再是中央在河南地区的唯一代理人。唐德宗时期,永平改名义成。义成镇在唐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能得到唐中央的信任,起着控扼悍镇的作用。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樊文礼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代宗朝是藩镇体制形成的初期，也是唐朝廷制订对藩政策的开始。因此，探讨这一时期藩镇的动向，以及唐朝廷的藩镇政策，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继...     

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

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采取了两项紧急应变措施:军事上大力扩编北衙禁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政治上大力扶植宦官势力,使之与不断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相抗衡。宦官将兵,典制军政,是唐王朝控制地方,加强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唐代宦官将兵,虽肇端于唐玄宗时期的杨思勖,但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才利用皇权统治面临的危机,积极参与军事,插手兵权。“唐制,始自肃宗参用内臣典制军政,或莅戎于征讨,或护兵于镇守”。这一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执掌军机,如     

唐永王李璘起兵失败原因探赜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唐廷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李璘起兵事件。李璘起兵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不支持，二是肃宗提前准备好了应对措施。此外，与唐廷军队正面对峙时，李璘未战而胆怯，意志动摇，致将士泄气，部属纷纷叛离，也导致了起兵的最终失败。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略论唐宪宗与“元和中兴”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藩镇日益跋扈,形成藩镇与朝廷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藩镇各拥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各据一方;或互为表里,反抗朝廷;或争权夺利,互相攻战。藩镇之乱与社会其它诸矛盾交错发展,使唐王朝迅速衰落,以迄灭亡。其间,只有宪宗元和时期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局面。这个中兴局面何以能够形成?如何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之见。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批答是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所获批答增多,唐后期皇帝给藩镇长官的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不经中书、门下二省,由中使或奏事官送达藩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的个别联系。这意味着皇帝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希望跳出原有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束缚,试图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后,首先在叛乱发源地——河北道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大部分时间里,河北道主要被魏博、成德、卢龙、横海四个藩镇所割据。这些藩镇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是割据不臣的。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署文武将吏,有自己的土地,不纳赋税,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这些藩镇中,又以被称为“河朔三镇”的魏博、成德、     

唐代原州城建废争议探析

唐代的原州“通衢”关陇,与其西边的“七关”构筑成一个有效的军事防御系统。安史之乱后。原州城沦陷于吐蕃并遭到废弃。代宗、德宗、宪宗朝宰相元载、杨炎以及泾原节度使王潜数次提出重筑原州城的建议,但均因唐廷态度消极而最终未果。原州城的数次“建废”争议,实质上反映了唐廷在安史之乱以后奉行的保守性消极边疆防御策略,轻视城防、堡垒性作战等传统边防策略,以及“安内”优先于“攘外”的主导性战略思维。     

唐与回纥和亲的原因及意义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为了稳固统治,唐朝与回纥首次采取了和亲策略。唐朝统治者的个人因素给和亲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是唐朝政府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也是唐朝统治边疆的一个有效方法。唐与回纥的和亲具有代表意义,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柳宗元《六逆论》注译

【说明】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后人称他为“柳河东”。因他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一州之长官),又有“柳柳州”的别称。他是唐代著名的法家、文学家。 他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正是唐封建王朝国势衰弱、政治腐败,朝廷的统治势力逐渐转移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宦官集团的手中,地方分裂势力的代表藩镇日益     

德、宪、穆、武四朝赐姓名研究

在唐德宗到唐武宗的七朝中,德、宪、穆、武四朝均有赐姓名的现象,其大体可以分为对藩镇的赐姓名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通过对藩镇的赐姓名的分析可知,藩镇内部继承已经成为了河朔型藩镇的主要继承方式,同时军功亦是被赐姓名的关键所在;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则反映出宪、武两朝在整体国力不振的情况下,对于相关民族短期内仍旧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赐姓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唐廷与藩镇及相关民族的关系。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国民党“中政会”述评

＂中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独特组织，在国民党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中政会＂演变过程的述评，指明了＂中政会＂与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的内在联系，认为＂中政会＂的由盛到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导致了北方经济的破环,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安史之乱"与唐后期的藩镇林立、宦官为祸、边关告急的局面有着深刻的渊源.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