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奥色治郡》:美国家庭悲剧的经典延续

2008年普利策获奖戏剧《八月:奥色治郡》是特雷西.莱茨呈现美国家庭困境的一部三幕悲喜剧。这部现实主义戏剧在新世纪延续美国文学的传统讲述不正常家庭的故事。在《八月》中,读者和观众可以找到与其他经典的若隐若现的关系,激起文学经典的记忆。莱茨在与经典文本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成为了美国文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经典。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中国现代小说对文学传统的互文性改写

改写是后世文学与文学传统发生互文关系最常见的技巧,也是文学传统得以延续和演进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对文学传统的互文性改写,所选择的源文本集中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经典三个方面。这些改写之作通过对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经典的复制与模仿、拼接与转换、对话与超克,形成一个既具有重复性又具有他性的"复合文本"。重述神话传说、改写历史故事以及重构文学经典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文化全新的诠释过程,充溢着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对源文本的理解与认知,是对文学传统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创造性转化,重构并丰富了文学传统。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自我理解"与文学文本的"真意"把握

在语文文学文本的理解上,"读者至上论"和接近"作者原意"论都存在缺陷.要解决文本理解中的困扰,准确把握文学文本的"真意",就必须理清读者、作者、文本之间的关系.     

李全故事的分类书写及地域传播路线之演进

正史系统记载的李全故事,因自身富含的丰富民间化叙述因子,复经稗史文字的加工润饰,进一步强化了其民间叙述性的一面,愈来愈符合故事类型化叙述的需要。正史系统和稗史系统文字中有关其"出身背景"、"征战攻伐"、"婚姻形式"以及"死亡余事"的记载各有详略侧重,藉此可一窥政治书写与历史演义间的微妙差异及成因。《宋史》李全传内较多采纳稗史文字,故而除去正史系统中体现出的更多道德批判色彩之外,两类书写实际上存在很多相通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为李全故事叙述的日益民间化提供了契机。李全故事的传播,除去文本生成层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之外,其地域传播路线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李全故事最初是由其妻子、后嗣及军队余部所传承,至其子李璮兵败后,其故事传播媒介则又转至其他汉人世侯家族手中。在这里,士人文本、家族记忆、军队成员都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这一记忆传承正是与文本相伴相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若明乎此,则对厘清故事类文本中私人记忆与公共叙述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     

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

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坛,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分别以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作为小说绝唱。他们经由记忆危机的故事讲述,引领读者穿越创伤记忆的历史黑夜,从记忆贮存、生命魔变和目光见证三个维度,缓解疗治自身及其民族共同体因遗忘、创伤而带来的心理焦灼。记忆的故事与告别的小说意味深长地构成了一对悖论性的存在,为了纪念的小说告别已然有了相当的文化重量和文学史意义。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的记忆危机写作,没有采取一般见证文学惯用的暴露叙事和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而是与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一起,以高度饱满的魔幻化、寓言化的方式展开,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审美风情和想象方式,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张目。他们在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苍凉的背影。宿命般地,为了纪念的告别成了两位小说家决绝悲痛的写作姿态和象征仪式。     

什么视域?如何比较?——作为一种范式革新契机的“比较视域”概念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     

流言的世界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40年代在沦陷区孤岛上海,张爱玲的作品明显区别于当时上海两大文学派别:抗战文学和闲适文学,张爱玲以独特的语言,描写一个个突兀的故事,在中国习以为常、入世近俗的故事里,却浸透着无边的绝望,张爱玲记录下那个时代本真的生活和感受,这为后人留下了从各种角度阐释的空间,文章从张爱玲文本的情感世界入手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三条鱼的故事——印度佛教故事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例证

印度古代佛教故事在丝绸之路流传甚广,本文以印度民间"三条鱼的故事"为例,考察该故事在巴利文佛教《本生经》、史诗《摩诃婆罗多》、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益世嘉言集》和《故事海》、粟特语故事文本、阿拉伯语《凯里来与迪木奈》、波斯语《玛斯纳维》和泰语《娘丹德莱的故事》等多元与多语种文字文本中的流变,以及该故事的图像传播时空,为我们理解印度文学的丰富性以及印度文学与宗教对外传播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证事例。     

"回归文本"——略论美国文学研究转向中的"理论"与"文本"

本文针对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回归文本"这一重要转向,通过简略梳理"传统研究思路--理论转向--文本转向"这一线索,审视"文本"与"理论"这一组关键概念所指向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目的在于说明,"文本"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文本转向之后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在打破思维惯性的基础上提供切入或重新发现文本的方法.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是如何被建构的?——试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理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汲取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开阔的视野从"物质"和"精神"多个层面研究文学文本的建构过程,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案.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的外部分为一般生产方式等五个要素,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文学文本内部,他提出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研究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关系,进而指出各种外部要素建构文本的方式.无论是他从多个角度研究文学,还是对文学的物质生产层面的强调,以及对文本建构方式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中国故事的重新讲述——以蒋光慈1925—1927年的革命文学写作为例

自1925年后出现的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对中国的描述与同时代在五四精神氛围中从事写作的作家笔下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差异主要表现为,革命文学在讲述苦难的中国故事时在作品里对置中国于苦难境地的根源做明确的指认,并刻画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以此来凸显中国的生机所在。革命文学这样来讲述中国故事是革命文学作家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并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国的思想图式和建构作品的结果。这标志着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萌芽。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殊途同归的欲望表达--《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比较

《病例》与《霞村》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本———医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乍看起来 ,它们无法进行比较。但有意思的是 ,它们都在讲述欲望的故事 :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十八岁少女为情所困 ,被欲所扰 ,因性而病 ,以病求爱 (或以病拒爱 )的情欲经历 ,具有非常有趣的可比性。只不过一个用精神分析学的解剖刀探析女性身体被欲所阻因性而病的致病之源 ,一个用政治显微镜反射女性身体遭受战争暴行、因性而病为世俗观念和传统道德所不容的现实处境。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