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集诗歌宗唐复古之风

虞集诗歌主张＂宗唐复古＂,既是出于乡学及师学的诗学渊源,也是时代更替,革新宋诗的要求,更是虞集自身博采众长,亦此亦彼的个人诗学取向的实践结果;具体体现则在于：一是诸体皆备尤长七律七绝,诗歌风格间学李杜,而时有魏晋隐士风度。二是格律精深,法度严谨,对仗工整,注重炼字炼句,自喻汉廷老吏。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

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闽中诗派与主流诗坛关系研究

明代闽中诗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张以宁、林弼、蓝仁、蓝智为代表的初期,二是以林鸿为代表的中期,三是以王NDB39、高NCC64为代表的后期.闽中诗派之所以在明初占据文坛重要地位,既与其鲜明的隐逸地方特色有关,亦与其不断介入主流诗坛有关;而介入主流诗坛既是其扩大声誉的有利因素,也是其最终衰微的不利因素.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传统印章的新变——以吾衍为例讨论

中国传统印章史发展至元代,进入一个至为重要的转折期.吾衍在这一转折期的重要贡献使得他被印学界推为"柱石",人们甚至认为他对印学具有"起八代之衰"的意义.作为"汉魏印风"的匡扶者,吾衍等人最终能够推动印学发展走上积极健康的道路,不仅在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站在"复古倡汉"的立场上,扭正了唐宋以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印风,而且在于他们的印学复古运动实际上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相互应和,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印学新变.     

光宣诗坛复古潮流及学古理论的差异

光宣诗坛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总结期.传统诗人古典诗歌的眷恋使整个诗坛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气息,唐宋兼采、师法百家.尽管光宣诗人对古典诗歌的复古态度一致,但各派理论仍存在明显差异.同光体诗人论诗的宋诗化,中晚唐派诗人论诗的唐诗化,其理论都别具一格."厚古薄今"诗学观彰显了传统诗人对古典诗歌深深的依恋和怀念.光宣诗人在复古的浪潮中铸就了晚清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试论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的一体化倾向

文学史上,人们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颇感困惑。本文试图从中国明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文化的比较中找出二者的同一性它们是反封建、反理学的双刃剑,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     

论欧梅诗派及其发展历程

欧梅诗派指北宋仁宗天圣年间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为主要成员的一个诗歌流派。在其形成、发展、鼎盛、蜕变的40年历程中,形成了基本相同的诗歌主张、大体一致的艺术风貌,自宋以来,论诗者多以欧梅、苏梅并称,实已具备诗歌流派品质。其诗学主张和创作实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宋诗散文化、好议论、讲才学与重格力的特色和审美追求,使宋诗一代面目得以形成。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     

“宋诗派”的唐诗学理论——兼论晚清诗坛诗风取向的嬗变

清中叶以降,康、雍、乾时代的“太平盛世”逐渐为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所取代,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诗坛取向发生变化。道光、咸丰年间,程恩泽及其门人与曾国藩等上承“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提倡学问考证以及经史诸子入诗、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合一,“宋诗运动”由此勃兴。伴随着宗宋派势力的不断壮大,古典唐诗研究渐趋衰歇。     

论沈德潜诗歌复古论对明七子复古论的修正与完善

沈德潜诗歌复古论与明七子诗歌复古论一脉相承.然而,世移时迁,沈德潜对七子诗歌复古论又加以修正和完善.首先,在作诗宗旨方面,重提儒家诗学传统,强调"善"与"真"的统一.其次,在学诗对象方面,提倡唐音,又不废宋调,树立了远比七子宽广的师学方向.最后,在具体作诗方面,把"才"的因素提到新的高度,强调"才"与"学"、"法"的统一.沈德潜继承七子复古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是明末清初以来诗坛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孟郊诗歌的复古取向

受中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影响,孟郊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儒复古意识。一是内容上宣扬儒家道义。二是形式上取法汉魏。孟郊学汉魏古诗,不仅效其体,习其词,且师其意。三是矫世抗俗的态度。孟郊一生坚守风雅立场,拒绝近体时调,其诗歌复古,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坚定的不入流俗的态度。孟郊其人其诗为韩愈、李观、李翱等古文运动中坚交口称赞的原因,就在于孟郊在中唐诗坛坚定的复古立场。孟郊在诗坛的复古与韩愈的文章复古一道,有力地推进了中唐的崇儒复古运动。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皎然复古通变论的艺术辩证法

皎然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对待＂复古＂与＂通变＂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文艺创作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并给予齐梁诗歌以公正的评价。也找到了盛唐诗歌繁荣的真正原因。     

论江西诗派的词作——诗词关系及词派源流探讨

江西诗派中有十多人存有词作,其中有几位如黄庭坚、晁汁之、吕本中、陈与义等人还享有词名.江西诗派的词作,虽然不像他们的诗歌那样有明确的宗主、比较明确的审美标准以及大体一致的创作特色,但是也有一些共同倾向:他们都有以情韵见长的婉约词,这些词弥补了他们诗歌偏重于骨力而产生的缺憾;他们都有糅合情韵与骨力的清刚词,这类词是他们将江西诗风与传统词风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其间透漏出南宋后期姜夔词风的一点消息.虽然江西诗派并没有发展成为江西词派,但是他们的这些共同倾向,却是"西江一派"从南唐晏欧风韵向姜夔清空发展的重要一环.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