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     

决策研究的价值冲突

由于决策研究与决策行为相分离,决策研究面临“劳务－代理关系”背景下的多重价值选择的冲突。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影响着决策与决策研究过程。知识价值理想使决策研究专家在承认局部辩护合理性的前提下更多地包容社会理性价值。     

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行为是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但在以生态约束为主要目标的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应该转变为生态理性经济人角色。本文认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包括:从总体上要达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生态经济人理性与企业文化责任制度的密切结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上要实现生态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生态化管理与企业间生态协同的相互统一;在政策偏好上要坚持以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基于一个山区农村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个案社区村民从破坏环境来寻求生存、发展经济,到经济飞跃之后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成功地实现了由单纯经济理性向生态经济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时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     

发展价值理性的当代转向:从GDP崇拜到GNH关怀

发展价值理性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伦理属性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把握.从发展价值理性的视阈来看GNH关怀,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终极价值目标.GNH关怀在矫正GDP崇拜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价值目标转向人的幸福,把实现人的幸福作为引领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航标和实践指南.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唐斯的理性人民主理论

唐斯将理性人的经济学假设运用到了政治学的领域,构建了一个以理性人为基础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民主模型.在这个民主模型中,政府、政党和选民是受自私公理支配的,政府、政党的政治行为是为了选票的最大化,以便在竞选中得到执政地位而从中获取权力、收入和名望,选民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将选票投给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利益的政党来组织政府.唐斯的理性人的民主理论,建立了统一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模型,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人基础上的民主观念,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但是,理性人的民主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自私的理性人的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社会人的复杂性的真实状况,因此它也难以对民主问题作出真正客观的分析.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由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在官僚行政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走向了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方向.在工具理性政策的激励下,中小企业短视行为加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频繁波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改变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把中小企业看作是市场的主体,通过制定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对弱势企业的扶持,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使其回到平等竞争的起跑线,实现中小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试析理性选模型在政治学中的运用

西方学者在把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时，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是把该模型中所谓的“决策者对实现目标的选择手段拥有足够的信息”，不加修正（或修正错误）的引入政治科学。在政治决策中，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也不可能对信息完全无知。政治组织行为都是理性选择模型和政治模型的统一。且随着组织从创建（植根）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转化，组织行为往往也随之从理性选择模型转为政治模型。如何使组织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理性选择模型，是我们把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的意义所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试析理性选择模型在政治学中的运用

西方学者在把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时 ,走入了困境。究其原因 ,是把该模型中所谓的“决策者对实现目标的选择手段拥有足够的信息” ,不加修正 (或修正错误 )的引入政治科学。在政治决策中 ,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 ,也不可能对信息完全无知。政治组织行为都是理性选择模型和政治模型的统一。且随着组织从创建 (植根 )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转化 ,组织行为往往也随之从理性选择模型转为政治模型。如何使组织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理性选择模型 ,是我们把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的意义所在。     

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制定:影响模式的研究

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科学,因而各自调整各国的科学政策,增强社会科学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决策作用.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所含有的知识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服务,增强其影响力,一直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主要方向.本文评介西方学者对社会科学知识与政策制定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运用于政府决策的途径或模式.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一个解说政府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中的政府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受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它通常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将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理解或描述为理性决策.其实,无论是产业规制中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实际运作,还是垄断性或竞争性厂商对规制政策的应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决策的成分,并且其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用最大化.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决策行为属性则需要有可行的分析路径.如果我们在评说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对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有创新式理解,将有助于规制理论框架的重塑.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分别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及社会理性四个角度对影响农民工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是农民工参与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的收入状况、生活水平、家庭支出状况、需要供养人数等因素对他们的制度选择意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而农民工的职业身份、社会交往状况、住房状况等社会理性也对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沉淀成本效应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行为经济学--心理理性角度阐述沉淀成本效应的理性逻辑,打破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命题,从而表明沉淀成本效应存在本身就是在心理成本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行为.因此,一方面,需要承认和理解沉淀成本效应存在的普遍性;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恰当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克服沉淀成本效应,加强沉淀成本管理,从而创造出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