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量化分析——基于2010—2023年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产教融合政策适配性研究——77份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的量化分析

产教融合是我国实现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政策工具方法,将现有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将政府、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界定为施策对象,将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作为施策目标。按照产教融合内涵中的“四位一体”和“四链联动”的要求,应用内容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二维分析框架和三维交叉分析框架,对2010—2021年期间的77份相关国家政策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梳理,多角度分析政策工具、施策对象、施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通过对1 417条政策条款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具有政策制定主体的系统性、政策工具使用的多元性、施策主体的协同性、施策目标的衔接性、政策不同维度的耦合性五个方面特征。根据政策特征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产教融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工具的均衡使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加强“人才链”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城镇化政策为我国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既反映了我国城镇化政策演进的规律,又引发了对城镇化建设积极思考,为新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指明了方向。     

中国医养结合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医养结合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已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从政策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医养结合政策在工具运用上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是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更加注重各类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但是,目前尚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较高、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偏低、需求型政策工具短缺等问题,各类次级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呈现不均衡状态。未来应根据医养结合的发展情况,调整各类政策工具所占比例,优化政策工具的层级结构,统筹布局各种次级工具,充分发挥每一类工具的优势,取长补短,推动医养结合快速、有序及可持续发展。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就如何改进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首先，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从供给、环境和需求三个维度分析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然后对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和政策工具频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共纳入的17份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中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政策工具分别占比33.33%、48.89%、17.78%。分析认为，供给面政策工具中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使用不够，需要细化供给面政策工具，扩大医保资金来源和加快医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政策工具比例分配不均衡，需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服务监督机制，完善制度保障；需求面政策工具需优化，要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加强医保的信息化建设。     

中国城镇化功能与城乡关系的演变

论述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从功能性方面将中国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是城镇化作为政策工具阶段,城镇化成为政府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第三阶段为城镇化起到政策工具作用的阶段,城镇化被动起到政策工具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和缓解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养老服务政策文本:一种分析框架简

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红利,政府通过设计和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对应对当下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国养老服务政策进行宏观审视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根据政府的参与程度,对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划归：强制型政策工具、复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并结合该分类假设,对当下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简要评述,认为该《意见》倡导和启动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复合型政策工具,在养老服务领域开拓了政府改革的新格局。自愿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之间的柔性安排,给各级、各部门留足了政策创新的空间。随后,从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活动领域维度、政策活动类型维度,建构出养老服务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模型。最后从政策目标确定、工具特性学习、市场化与社会化工具的运用、利益者需求导向与工具调整等方面,提出各级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方面的建议。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政府动员是公共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面对城镇化政策过程中权力精英操控代替公众价值的困境、虚假公众认同聚合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政府应该在发挥动员机制的特殊功用的同时,着手系统的制度补给与创新。其中的重心主要体现为人本城镇化的政策基点、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调整、政策公众参与制度跟进。     

“全面健康建设”的形成:基于词频和工具的政策变迁分析

卫生防疫政策作为最古老的公共政策之一，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7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解读我国卫生防疫政策的变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更好地实践健康中国战略。基于1949—2021年期间中央层面卫生防疫的政策文本，通过数量、词频的统计，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归纳出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部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遵循长期均衡和短期间断的非线性变迁特征。政策目标从“传统传染病防治”转换为“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并逐步升级至“全面健康建设”。政策工具也从“单一”逐步转向“多元”，但仍存在工具使用的片面倾斜、组合不科学的情况。提升政策工具的合理配置，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是完善卫生防疫政策的新方向。     

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不同成分的影响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各构成部分增长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均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只是对人均纯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影响力度不同。虽然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冲击作用很小,但长期来看其作用逐渐增强,并趋于稳定。这要求我国在采用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时,应采取短期与长期政策相结合,把重心放在长期政策上。     

云南城镇化政策的演变及其绩效评价

1978年以前云南省的工业发展方式和限制城乡要素流动的政策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1978年以后云南省调整了思路,城镇化政策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1981年-200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研究了我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就业增长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单项的因果关系,城镇化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对就业增长具有强力的推动作用,城镇化水平对我国就业增长波动的贡献率比较大,但其贡献率逐渐下降。我国在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要推进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城镇化、以新型工业化为驱动的城镇化、以服务业现代化为抓手的城镇化、以相关制度为保障的城镇化,促进就业增长。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及政策工具分析

探析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演进规律,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规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历程可归纳为探索起步阶段(2004—2011年)、初步形成阶段(2012—2016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按照“分散出台,体系化与细化并行”的演变特征,探索起步阶段实施环境保护领域各分项治理行动,初步形成阶段出台总体性农业污染防治规划及纲领,快速发展阶段体现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单元的细化和针对性政策的出台。政策演变遵循从低阶向高阶的动态跃迁路径,最终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命令控制型、信息公开型、自愿参与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四种政策工具协同形成农业绿色发展多元激励与约束的政策体系,探索起步阶段和初步形成阶段以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外部规制手段为主,快速发展阶段注重使用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工具。未来应继续完善政策体系与政策内容,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     

培育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结构剖析——基于政策工具与产业链双视角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是"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关键内容。现阶段,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正处于培育与发展阶段,基于政策工具和产业链双视角,我们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住房租赁产业链为纵向维度构建住房租赁市场政策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明晰2016-2017年我国各省市发布的培育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结构。研究表明,当前住房租赁市场政策存在环境型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结构失衡、需求型政策使用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适度降低环境型工具使用频率、加强住房租赁市场信息管理及平台建设、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作用等建议。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距: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制度变迁,也是各国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进程不断推进,优化了城乡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制度因素在于:改革执行进度不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外部发展环境缺失,欠发达地区难得实惠;政府政策倾斜有别,贫困地区缺乏支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原有制度"锁定",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演进研究

分析我国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并探寻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中的难题,也有利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政策文本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615份政策文本进行统计与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1979-2019年政策演进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政策发文主体多元化并呈现联合化趋势,政策文本类型多样,政策内容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体系已经建成.以上特征均表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已具备了较好的政策基础,但是现有政策和政策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基于此,分别就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政府现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在系统梳理1978—2018年国务院及下属各部委颁布的现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基础上,从文种类型、政策主体、政策主题以及政策工具四个维度进行综合比较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现行科技金融政策文种类型丰富多样,且尤为注重宏观指导;制定主体涉及广泛,但合作部门较为固定;政策主题分布全面,且内容精准程度较高;政策工具使用多元,但两极分化较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我国科技金融政策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