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涉外法治理念——时代背景、实践需求与具体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涉外法治理念,回应了当下协调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两个大局、应对新的风险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命题,为中国涉外法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要贯彻落实涉外法治理念,必须加强涉外立法工作,提升涉外法律实施水平,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并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价值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体系,包括国内法治及涉外法治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国内法治的思想具有基础性价值,而涉外法治的思想则涉及到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等重要。在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这些主张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下法律英语教学的作用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分阶段和步骤的长期工程,并非短期突击而成。在培养的初始阶段,务必不能忽视法律英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各个高校作为法律英语教学的主战场,教师应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加快实施法律英语教学的进度,同时培养学生的法律英语实践技能,与实务领域尽快接轨。受教者应努力学习并灵活运用法律英语,将所学知识尽快输出到涉外实践领域,才能为企事业单位及律所输送更多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维度与意蕴设定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鲜明的法治向度,蕴含丰富的法治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特色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性质、体系化的规范和实践形态三大方面,凸显对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构筑,并赋予法治现代化以多重意蕴设定。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展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构成与整体状态的总结和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设计为法治现代化确定了目标指引和价值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也为法治现代化明定了发展步骤和演进路线。     

中国涉外法治研究主体性建构的悖论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涉外法治研究的主体性发展陷入“既自我认同又自我否定”的困境中。西方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名主导国际法治并温和渗透到中国涉外法治知识体系。在此影响下,中国学界开始自我东方化:一方面认为中国与西方在涉外治理上的差异是一种“落后”,这种认识激发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进步意愿;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涉外法治时,又因“落后”情结而认为中国本土缺少可行的知识资源,只能依赖西方,而西方知识资源的长期影响又抑制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摆脱这种困境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接纳和吸收来自西方的、本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涉外法治理论与经验,形成多元化的涉外法治知识资源格局。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理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法治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今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突出内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对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着关键意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入手,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目的在于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四重维度

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目标导向、制度体系、发展进路和价值依归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形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它既继承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又彰显了以图强为目标,以制度为根基,以道路为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特征,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用现代化的法治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不断向前延展,形成"三步走"的阶段性攀升。其中第一步,建立人民政权,已经走完;第二步,填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成经济发达的中国,已经胜利在望;第三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三步走"各自需要不同的装备。全面依法治国是顺利走完第三步的必要装备。因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依托,只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现代化法治的助推。     

行政法治现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行政法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它是通过对行政法治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行政法治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从而实现行政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相一致。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建设模式,本文就现阶段行政法治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即强化依法行政理念,扩大社会组织公共行政职能,确立正当行政程序制度,推行柔性行政。     

国家形象驱动的涉外法治话语体系构建

法治国家形象的树立和巩固有利于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互呼应、彼此生发,指引着涉外法治话语体系构建和世界表达的方向。为提升中国法治国家的形象和声誉,需要将中国的观念立场和实践通过涉外法治话语推向世界,增进世界公众和舆论对于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涉外法治话语体系构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历史经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也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国家涉外法治话语与理论、实践的融合尚待深化;战术应对明显,战略规划偏弱;存在两种对待外来理论与制度资源的极端立场;重点领域学术研究指向有待明晰。未来涉外法治话语体系的完善,有待站在兼容并包、统一战线的高度,通过树立并坚持正确的思想观念,弥合实践与理论、实践与话语之间的鸿沟,加强涉外法治话语的理论研究,加快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等方面予以推进。     

现代化、个体化与法治

现代化、个体化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中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本文首先论述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即现代化催生法治,而法治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次论述了当前现代化的突出方面——个体化与法律个人主义的关系,以及后者带来的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为了应对社会治理的难题,法律不得不延伸其规制范围,由此导致法律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最后指出应重建共同体以加强社会整合,遏制个体化的过度发展,阻止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不断入侵。在重建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律可以在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即加强以重建共同体为目标的立法与通过集团诉讼回应共同体的需求。     

法治化运动及法治迷信检视——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冷思考

由于对成文法秩序构建(即立法)的过分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公权得到事实上的强化;忽视立法内容正当性而片面强调"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运动助长了"法律工具论"的盛行;追求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目标时可能造成对社会本土资源(秩序)的破坏,即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相冲突;非理性的、激进的群众运动方式的法治引发群众对法治及其操作的非正常理解及期待,法治迷信由此产生.     

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

社会主体法治意识的现代化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和核心。要建立法治社会,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精神。而法治意识能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法治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