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外战略正逐渐成形。拜登政府表示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重建美国的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将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进行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仍处于其东北亚政策调整的核心。拜登政府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这一倾向也得到了菅义伟政权的积极回应。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尚未明朗,缺乏沟通和协作的氛围。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外修复盟友关系、布局战略重组并非易事。鉴于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调整,中国必须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国要积极做好应对。     

美国“模块化策略”的构建与全球技术安全困境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面临着“全面遏制中国与西方盟友寻求战略自主”的战略困境,这一困境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设计者看来,“模块化策略”所具备的“标准化与差异性互融”的特点有利于解决美国的战略困境,从而在遏制中国、团结盟友和维系霸权三者之间实现协调。拜登政府的“模块化策略”以修复盟友之间的断链为出发点,通过“少边主义”组建特定问题联盟,以组织的非正式化和身份保密原则实现协同,进而培养盟友技术竞争力,共筑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而这种排他性“技术同盟”和“技术生态系统”的建立,不仅将极大地消耗全球宝贵的技术协同资源,而且还将带来不可预知的全球技术安全困境。     

“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战略动机及政策措施

高科技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基础,并正在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在数字时代,取得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可获得巨大的利润、全球市场份额和制定标准的机会。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对这一地位争夺也变得尤为激烈。高科技产业对跨境贸易的依赖使其与外贸密切关联,并对脱钩极度敏感。科技战正在成为新的贸易战。美国认为,技术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需要得到严密保护,并要与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朗普政府是对中国实行科技脱钩的始作俑者,拜登政府延续了其前任的政策和措施。美国决策者利用了既有的和新通过的法律、规则以及总统权力来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压制性”脱钩措施,到拜登时期又采用了更多的“自强性”脱钩措施,其目的是培育美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以民主价值观的名义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借以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已有迹象表明,美国的供应链正在偏离中国,在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尤为明显。但是,科技脱钩已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并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争论。如果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脱钩政策继续下去,它将会失去广大的中国市场,造成其海外销售额、研发支出和投资的收缩,最终可能使美国失去其全球半导...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地区价值链合作动向分析

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成功控制了国内疫情,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在此次疫情中率先采取措施,实现区域内稳定。这种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但与此同时,由于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美国拜登政府试图采取拉拢盟友和经济伙伴重构重要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形成一种没有中国参与的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统一预阻”:美台安全合作的楔子战略视角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相较于以往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其具体台海政策的延续,更包括政策背后美国联盟政治战略思维的延续,其典型表现即是美台安全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本文提出,美台安全合作是美国长期以来打入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楔子,其并非仅出于制衡大陆的战略考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统一预阻"的楔子战略目标,预防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被弱化,维系美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统一预阻"即动员自身战略资源实施楔子战略,预先阻止两岸统一。美国"统一预阻"楔子战略的动因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在美国保守的联盟思维中,若两岸统一,那么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准盟友"的角色将会丧失,这可能导致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怀疑美国主导亚太的能力,并在安全层面上倒向中国,进而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其二,于美国而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极大增强,美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势力范围战略部署可能因两岸统一而被迫东移,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地区战略利益可能面临重大威胁。通过实施"认可"型楔子战略,美国动员较少战略资源即可收获较大的战略效益。本文旨在尝试从联盟政治理论层面为探讨美台安全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楔子战略视角。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战略议程转变与美国对盟友政策的重塑——以五眼联盟限制华为5G为例

自2016年后,美国将与中国的竞争放到了战略议程的重要位置,而科技与经济领域成了主要的侧重点。本文将以五眼联盟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如何塑造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等同盟国在限制华为5G项目的政策选择。本文发现在美国的战略议题发生转变后,其盟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配合美国,这说明美国有较强的塑造盟友政策的能力。美国的盟友基于成本-收益调整政策是其在应对华为5G项目的主要动因,这其中与美国存在相应的讨价还价,而美国也会依据这些盟国的战略价值,进行相应的回应,使其配合主要的战略议程。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关系的现状及趋势

美国提出并启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对地区局势尤其是南海问题产生深远影响。观察美国战略动向尤其是美越关系走向,对中国保障周边安全、发展与东盟关系以及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美越均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美国拓展对越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战略意味浓厚,有意将越南打造成抗衡中国的重要依托。两国更意图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制华。美方政策动向包括提升美越双边关系,邀请越南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加强军事互动以阻止中国对南海问题影响力增强等。然而,越南仍需顾及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质疑,在南海问题上低调借重美国,避免充当反华先锋。越南不会为美国战略而牺牲本国利益。     

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澳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原因包括:从美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拥有极佳的战略地理位置,美军急需加强亚太二三线基地群的建设以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通过驻军的方式减少澳大利亚"变节"的可能性;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出于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在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情况下需搭美国"便车"以更好地寻求安全庇护,迎合其国内军事战略转移——实施"印-太"战略的需要。本文认为,美澳同盟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过程中,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石、通道、支撑和补充作用,但美澳间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同盟困境。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由于同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往往被视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两国间不乏分歧。由于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异、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分歧的影响,美日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应对上存在差异。这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日本的认知更为复杂,除了关心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外,还担心中国军力增强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美国主要是基于霸权战略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防范与限制的政策。日本则主要是基于地区主导权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孤立和制衡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根据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美日之间的分歧,削弱美日同盟的对华安全压力。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特朗普时期美日同盟对华离岸平衡战略分析——以平衡点遴选与平衡强度分析为线索

离岸平衡是美国针对亚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的传统思维,日本既是美国在东亚施行离岸平衡的关键点,也扮演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平衡手"的角色。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日同盟试图通过钓鱼岛制衡中国的谋略已渐渐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遴选新的平衡点。美国将目光投向了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甚至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美日同盟还加大了平衡的干扰强度,通过各点的协同联动,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离岸平衡战略与"美国优先"政策相结合,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继续造成严峻挑战。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失灵与修复

生物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也意识到突发性的、新生的传染病治理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生物安全问题,我们亟需提高警惕,高度重视。虽然美国在构建生物安全体系上取得重大成就,建立了四大支柱,但随着新冠疫情袭来,美国生物安全战略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本文重点研究在疫情防治过程中,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是如何失灵的,以及拜登政府的防疫措施在四大支柱方面将如何体现。同时,从美国国内、国际形势出发评估了拜登政府采取的生物安全措施的影响及面临的挑战。在梳理、探讨美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得失之后,本文从国内和国际视角讨论了中国生物安全战略建设所应汲取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