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柯勒律治《忽必烈汗》

公元745年，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创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才横溢，堪称绝世名作。1797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创作《忽必烈汗》，对于英国近代诗风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虽然两位诗人所处的历史时间跨越一千多年，并且身处不同地域，但是，这两首巨作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通过对两首诗歌进行比较，发现两首诗歌在诗歌题材和作诗方法两个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进而探讨两首诗歌在主题思想方面的不同。通过对两首诗歌求同存异的探索，为中西诗歌文化的学习开拓了新的道路。     

李白诗歌叙事艺术探析

叙事是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李白诗歌中,部分诗作的叙事性非常明显,更不乏有名的叙事之作.李白诗歌的叙事艺术,具有叙事手法多元性、叙事语言多样性、叙事视角多维性、叙事风格多重性的特点.     

论约翰·巴斯《英仙座流星》的叙事与时间模式

小说《英仙座流星》在重述古希腊神话故事时,通过转变叙述视角,建构起一种新的时间模式,把回忆与体验、历史与当下、神话与现实置于一个共时性的空间,在缠绕延展中形成对历史和文学本体的质疑与反思,进而对个体和人类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其对人类未来的观照,又最终指向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从而表现了约翰·巴斯重述古代神话的本质所在.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视角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史记》人物传记的叙事视角模式看 ,《史记》在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 ,局部采用限知视角丰富叙事层面 ;而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不仅开创了“叙中夹评”的传统 ,而且开创了“多元视角”的叙事观念     

民间鬼神信仰力影响下的空间叙事——论《鄷都知县》的叙事艺术

从空间叙事、外聚焦叙事视角角度入手,结合民间鬼神信仰心理,能深入了解袁枚《子不语.酆都知县》叙事艺术和文本主旨上的模糊态度,了解作者叙事方法的高超和叙事表现上的缺陷,以及叙事之外怀疑思想的表达;还可以尝试沟通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古典小说相似的艺术规律。     

论张恨水《满江红》的侦探叙事艺术

将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运用于言情小说的创作,张恨水的小说《满江红》将爱情的叙述与人物性格的探索融合在一起,开拓了现代言情小说侦探叙事模式.     

强调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从叙事时间范畴看郁达夫的小说

郁达夫小说的叙事时间,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注重物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以心理时间态势展示出来,时间被充分主观化,是一种偏重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这种强调心理、情绪的叙事时间模式呈现出叙事时序的错位、时长的被压缩和重复等.郁达夫小说的多维叙事时间模式,提高了小说叙事的自由度,增大了小说叙事内容的密度,使人物的精神状态、心理现实及作品的内在意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论《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

《金瓶梅》以五大意象群为其叙事结构的基础：宗教意象群具有形而上的地位,统摄了小说劝世意图与叙事结构的对称效应;心理意象群具有张本作用,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大体走向;时间意象群具有推进作用,形成了人物和家庭命运发展的大致时序;空间意象群具有写实意义,呈现了人物关系和场景发生的典型环境;人物意象群具有核心地位,承载了主人公及其家庭由暴发至没落的完整过程。《金瓶梅》的叙事完全打破了此前中国长篇小说的单线型结构模式,构建了《金瓶梅》的综合立体叙事结构,充分表现了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和发展,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借鉴。     

《关中枪声》的现实性叙事艺术

《关中枪声》是以真实历史资料为背景,所表现的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既有下层民众,又有当时活跃在陕西的军政人物。《关中枪声》从创作到拍摄完成都采用现实性叙事原则,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在影像文本的现实性叙事建构中,充分展现陕西的地域风情,凸显人文关怀,刻画人物命运,并从对悲剧美的重塑中观照人类自身。     

从《叔尸钟》看铭文人称代词使用的混乱

铭文的叙述视角和人称代词的使用具有对应关系,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要求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称作器者,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则应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称作器者。一篇铭文一般只能有一个叙述视角,若任意变换叙述视角,就会造成叙述视角混乱,从而导致人称代词使用的混乱。作为两周铭文中人称代词最全的铭文之一的《叔尸钟》,由于多次变换叙述视角,其人称代词使用的混乱情况尤为典型。     

论戏剧对李渔小说叙事形态的影响

受戏曲意识的影响,李渔的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态:在叙事结构上强调立主脑、密针线,用平衡与失衡来构置叙事模式,创造喜剧效果;用角色的对立转化来设置对立型的叙事语法。在叙事策略上运用了园林建筑的空间形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残缺的形式 完美的艺术——从向秀《思旧赋》看庄子畸人篇中的文艺观

庄子畸人篇透射出这样一个文艺观:残缺也有美,残缺也可以完美,艺术的完美并不依赖于形式的完整.这一观点与庄子的"言不尽(达)意"观息息相关.20世纪荣格格式塔心理学所折射出来的文艺观又与之遥相呼应.今天,庄子的这一观点仍富有意义.     

麻扎、信仰与反现代性——论刘亮程《凿空》中的边疆乡土叙事

刘亮程的《凿空》以地处南疆的阿不旦村为原点,从具有神圣意味的“麻扎”切入,在展现新疆日常生活的同时书写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伊斯兰文明.作品使用“凿空”作为标题,意在重新观察和探讨今日南疆的现状,勾勒出该地区所面临的经济、文化、民族认同等多方面的冲击.其有关动物的大量书写反映了阿不旦村人由现代性所引发的焦虑感及作者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凿空》用悠长舒缓的抒情性文字,开启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同时也开拓出边疆乡土叙事的新领域.     

艺术起源"劳动说"检讨

从根源意义上 ,劳动说以劳动为艺术起源的根源 ,是极为人文性质的 ,并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在人的劳动之前 ,是否就完全没有艺术或萌芽中的艺术 ,不能肯定。节奏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劳动说具有证据价值 ,令人怀疑。关于原始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传统观点不一定能成立     

论唐寅诗歌中的“畸人”特质

明代唐寅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畸人”特质,主要表现在张扬自由个性与建立“及时享乐”的人生价值观方面,虽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对个体生命的执著,映现着日益觉醒的时代精神     

爱伦·坡《红死魔的面具》的叙事艺术

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表达主题与形式对应,是传统情节的奇异颠倒。小说形式可视为信息量积累过程,标题显示主客观间的矛盾。创造与毁灭,生与死象征两极。小说中悲哀的气氛愈来愈深沉,而浓重地全然笼罩着读者。《红死魔的面具》是专制统治者自身的"判决书"。     

正邪两赋说与《红楼梦》的写情策略

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说和秦可卿的卧室意象不仅昭示着<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谱系渊源,而且作为<红楼梦>的写情策略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内在肌理中.大观园的世界也是一个正邪两赋的世界.在<红楼梦>的神道设教叙事策略中,秦可卿这个人物远远超越了道德层面,具有写意的特征,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时其关注焦点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生命本身.正邪两赋的历史谱系在小说中一直被当作贾宝玉和群钗情感世界的祖先和偶像,成为<红楼梦>情节设计和人物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展示大观园诸艳的情缘体验.<红楼梦>并不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应该是一部抒情体小说.诗性叙事,是<红楼梦>叙事上的本质特征.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