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日印安保体系构建的动力考察

近年来,日印安保体系的构建成为日印安全合作的新常态。本文总结了日印安保体系发展的六大动力,即中国的崛起促使日印积极接近、美国鼓励日印合作更上层楼、印度的崛起促使日本拉拢印度、印度的战略雄心促使印度借力日本、日本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煽风点火、日印共同"护卫"印太海上安全。这一新常态虽有助于日印实现世界大国的雄心和美国施展"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却会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国应当对印度施行打拉结合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夯实并拓宽中印合作,以分化日印安保体系;另一方面力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牵制印度并增强中国的战略地位。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巴基斯坦海洋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与西北印度洋的海陆交汇处,是中亚国家进入印度洋的门户地带,也是印度洋沿岸的主要海洋国家,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通过对巴基斯坦所处的海上地缘位置和周边海洋安全形势考察发现,目前巴基斯坦海洋安全主要存在与邻国在印度洋的紧张关系、海洋管控与防御能力弱化、国家与国民海洋安全意识淡薄、海洋安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缺失以及受到美印等国通过“印太战略”实施海上安全压制等几大潜在风险。未来巴基斯坦可通过借助外力即强化与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观念塑造即提升官民的海洋安全意识、经济先导即大力发展海岸带经济与强化近海安全互相辅助、“大国平衡”即扮演中美印度洋安全互动的“中间人”、身份转变即从海洋安全治理的参与者到协调者来优化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环境,借此提升巴基斯坦的海洋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英国“印太政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

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作为曾经的域外霸权国,英国的"印太政策"体现出内在的承继性与代表性。通过梳理和考察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英国尽管在整体上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其"印太政策"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与政策目标。具体而言,英国依托帝国历史遗产,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强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纽带。与此同时,英国持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印度洋领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以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此外,英国还通过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并借助地区多边机制,参与大国地缘角逐与战略博弈,以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