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中庸哲学”

林语堂的"中庸哲学"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和谐地综合东西方文化和整合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注重近情精神的思想.它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观的体现.     

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疏离”之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和林语堂两次“相得”和两次“疏离”的文章中,大多对其第一次“疏离”经过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对其第二次“疏离”,则多从他们对政治和艺术追求的差异进行分析,而绝无涉及“疏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直接原因。笔者根据陈望道的回忆、鲁迅日记以及他们当时交往的史实进行考证,认为其第二次“疏离”是在1934年9月13日曹聚仁招饮的家宴上。     

“李约瑟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

历史上,中国曾多次触及工业革命的大门,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在现象形态上,是因为“社会”缺乏对科技的需求和供给;然而社会对科技的需求和供给在其本原上不仅是对应的,而且也是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也即科技是一种“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是故,参详“李约瑟之谜”,或当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某种“哲学思考”中,如是,人们也许能找到某种“必然”的因素。     

试论马克思对于“历史之谜”的解答

青年马克思对于“历史之谜”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指出,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对于历史之谜的解答。这种解答,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三大矛盾出现了走向统一的新条件,意味着人类历史将进入自觉创造历史的新阶段。     

吴国金文中“诸樊”之“诸”的构形与古音问题

传世文献吴王诸樊之诸,在出土文献中或作■■。一种意见认为,■字是双声符字,舌字上古音在月部,因而■的上古音也应该在月部。一种意见认为,■字中舌为意符,■为声符;■的声符是聑,与聂字同音,古音在盍部。两种意见各有所得,又各有不足,可以互相补充。舌字上古音在月部,但更早的时候应归谈盍部。按照现在的上古音系统来看,■古音在盍部(-ap),舌古音在月部(-at),而诸字在鱼部(-a),其主要元音均为a,所以三部相通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虚幻想象里的“中西合璧”——论林语堂《唐人街》兼及“移民文学”

林语堂在《唐人街》中宣泄了对美国文化和物质文明的赞美和惊羡之情 ,以及对故国和故国传统　　文化的留恋与怀旧思绪。他在小说里精心设计的“中西合璧”,就象一个用西方的面粉、牛奶、糖等原料造成的一只大蛋糕 ,上面装饰了一些中国式的花纹而已。这样的“中西合璧”,只不过是林语堂一厢情愿的产物。而他对纽约唐人街上的洗衣工和开餐馆的人们的生活也并没有太多了解 ,所以他对他们的描写 ,使人总觉得“隔了一层”;作者更多地是以他童年时期在故乡一家人同舟共济、相亲相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 ,描写着老汤姆一家在纽约唐人街同样同舟共济的“创业”历程的。而林语堂“精于算计”的过于理性化的头脑 ,使得他常常不自觉地用散文化的笔法创作小说 ,这不仅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显得有些苍白 ,还使得他有时会不自觉地违反小说领域里的“游戏规则”,造成小说文本的“硬伤”。     

林语堂：又一个把徽州比作“东方瑞士”的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前到过欧美几十个国家。1927年1月4日,他在给徽州同乡的一封公开信中写到：“我们徽州。山水秀美,气候温和,人民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兼与姚洋就《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商榷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史 ,从制度层面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考察和分析 ,认为造成中国 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 :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 ,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产业技术队伍的稳定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 ,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下 ,吸取历史教训 ,破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 ,建立相宜的制度吸引和激励各种人才投身各个行业领域 ,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种前科学时期的进步理论,在古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被精致证伪,被认为“落后”、“不科学”乃至被所忽略.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既有的研究已经尝试从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环境和要素禀赋、科举制、阶级基础和政治裁度、文化和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角度给予解释.其中,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的基础,义利之辩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建立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问题意识,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将有利于整体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当代文学境遇中的“候鸟”踪迹——城市化进程中“打工文学”的生产、撒播与移植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历史语境的转变,打工文学坚持用“原生态”式的文字记录了中国30年城乡景观变迁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审视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它存在这样的转变轨迹,即从个人无意识书写到市场化生产,从“边缘化”传播到中心话题,从单一文本表现移植为多元艺术样态的呈现,而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思想境况的变化和文学形态嬗变,是新时代文学审美意蕴和精神品质的别样呈现.     

从“问题之谜”到“范式之争”及其超越——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再次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但与研究热情的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遍共识的缺乏。这种研究共识的缺乏由“问题之谜”与“答案之谜”两方面造成。通过对“问题之谜”的梳理,可赋予李约瑟难题以当代意蕴, 并为“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转向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答案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陷入“范式依赖”而导致的“范式之争”的学术藩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范式之争的解释框架,通过将不同的解释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场中以求得共容。     

人的本质的伦理追问——“斯芬克斯之谜”的人学思想

"斯芬克斯之谜"本身就是在给人下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定义,它以腿的多少的变化隐喻人性、人生、人类的嬗变,其深邃的人本内涵在于它的"三条腿"设问,以"认识你自己"的伦理命题,希冀得到人的本质解答的人生哲学话语.通过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析,揭示谜语中深远的伦理喻意和哲学思想.     

论文学给予影视的“营养”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作为后起的艺术种类,影视从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那里吸取了诸多营养：从改编的角度看,不论是名著经典还是畅销小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从叙事的角度看,影视吸纳了文学的基本叙事要素,在复调叙事、细节表现以及画外音的运用等方面也得到了文学的滋养。     

汉英文化差异下“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维度去审视翻译,尤其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在汉英文化差异的语境下,寻求"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的呼声也愈加响亮。这一翻译理念强调"不同"与"和"两个方面,要想做到"和而不同"译者需要在翻译活动中应用"改写"和"补偿"的翻译策略。这两种翻译策略直接关乎译文的可读性和可达性,对于原文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能否被新的读者群接受来说尤为重要。     

段玉裁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的文字学观察——兼论汉字中的“假形声字”

形声字是上古音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段玉裁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著名论断,但有些形声字的表音偏旁与其古音不合,古音学家从不同角度解释。其中音近合韵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段氏在《六书音均表》中有专论,成为音近通转说的重要证据。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观察,段氏论作中的例证大部分是假形声字,另有一部分来源复杂、变化曲折的形声字,因此古音之间的关系需要谨慎对待。把古文字与上古音结合起来,不仅是材料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方法问题。学科的细化也造成了学科的分裂。这个时代需要像段玉裁一样精通文字和音韵的大师,利用新材料,彼此互证,使得古音学与古文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     

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北宋士人的文学本原论——从“文学的形上概念”说起

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本原"最初探讨的都是宇宙本原或者说宇宙创生的问题。"本原"既是宇宙及宇宙间万物的起点,同时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理想终点。基于中国传统的宇宙本原论探讨文学本原及其相关问题的文学理论,均可称之为文学本原论。北宋时期,除了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人的文学本原论,柳开、田锡、范仲淹、欧阳修、石介、二程等人都曾基于古人的宇宙创生理论,思考诗文本原、文学风格、审美境界等诸问题。文学本原论的提出与"本原论"之演进息息相关,北宋士人追寻"本原"的意识体现在"天道诚体"的构建之中。"本原"意识不仅对北宋诗文理论产生影响,在画论、琴论领域也产生极大的影响。     

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

本文立足于 2 0世纪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从哲学方法演变的视角上 ,阐述了“语用学转向”的内在动因 ;总结了语用思维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以及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哲学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观念 ,并从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合流的角度揭示了语用思维的意义 ;分析了科学解释模型、指称理论、真理观念和意向性思维朝向语用化的发展 ,揭示了语用学转向给哲学研究带来的新的思维和观念 ,指出“语用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 ,形成了新的哲学发展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