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屈辞文体研究现状、问题及其研究方向

对屈辞文体的辨析、研究,自两汉至今绵延不断。基本现状是两汉称赋,齐梁称骚,20世纪称诗,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趋向具体化,表现为屈辞文体性质的界定、屈辞文体分类、具体篇章文体溯源、屈辞文体的流变与接受等研究。对屈辞文体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对文体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文体之义当包含文章之体类与文本之体征,对屈辞文体的研究,应先辨其体类,再探其体征。     

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论赋体的源流

<正> 一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象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象右楠花,也不象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赋”而言;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     

从辞赋源流看李白对宋玉的继承

在李白的诗文中,赋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是一个光辉的存在。宋玉是其后所有赋体作家在文体上的始祖。李白作赋,注意学习前人,他尤其推崇宋玉。李白是宋玉赋体文学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宋玉是李白的精神生活引导人。李白学习宋玉,宋玉学习屈原,二者非常相似。后人之于前人,既有文脉承传,又有人格敬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留意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突出事例。李白既是唐代的伟大诗人,又是唐代的重要赋体作家。在今存李白诗文中,标明"赋"者一共八篇,而实际上与赋体式相近的李白作品则多于此数。李白有几首赋和诗表现了对宋玉的深厚感情。     

论宋玉赋的三大艺术构成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是由辞到赋的最具关键性的过渡作家。他不仅创作了楚辞体的《九辨》,而且创作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他不仅在写作方法上继承了屈原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艺术创造方面亦有独到的成就。他的赋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吸收了南方楚文化神话艺术的营养,通过设为问答,设置一系列的情节,在情节推动、展开的基础上,追求时空的广阔性,从而形成其赋情节性、时空性、神话性三大艺术构成,并对汉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对话体赋是一切赋体之始祖 ,并且是后世赋之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然而 ,千百年来 ,在赋学研究界 ,对话体赋一直未能获得命名。作为一种体裁 ,对话体赋有相当明显的形式特征及语言特征。先秦两汉的对话文化是对话体赋赖以产生及生存的土壤。对话体赋的出现 ,也使中国文人从此有了虚拟的、文学的对话性这一崭新的生存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