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正>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 “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所以,古代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和借助意识形态控制社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转型期权力监督乏力的原因及对策

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大量进入市场，是当今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政治根源。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用公式来表达：腐败即寻租活动=垄断经济的权力＋由垄断而产：生的租金(差价)。权力……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     

“天”观念与早期中国的历政

古代中国“天”往往兼具神格与自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应追溯到早期历政中理解。历政不仅指制历，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祭天活动，它是早期中国古人从观象授时的巨大政治效应中发展出来的宗教崇拜。因而早已酝酿于历政中的天道观与天命观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并根而生，并一道构成维系天下秩序的政治权威。只是历政的权力运作逻辑势必使天子垄断历数知识，故导致三代的“天”在更多场合呈现出神格面向。东周以降“天道”说之所以兴起，离不开历政崩溃后历数知识播迁的社会政治原因。但这并没有导致天命观的消失，因其与天道观本同根生于历政，故此后在传统中国仰天而食的农耕社会里，“天”从未失去其宗教向度。     

重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有益探索──读《再铸民族魂──中国伦理文化的诠释和重建》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为本位的以道德立邦、立人的国家，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真空和行为失范”的现象。中国的伦理文化需不需要重建？怎样重建？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的新著（再铸民族魂——中国伦理文化的诠释和重建》（以下简称（再铸》），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正视当前伦理道德领域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在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诠释，探寻其中与现代化精神相一致的即“反映人类的价值初具有现实化和未来化因素的东西”的基础上，对中国伦理精神的重建作出了有益…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消费主义批判的三个维度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社会思潮，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消费主义开展有效批判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性；二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担当；三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应遵循以人为本、以理服人、以一持万、以行证道的批判逻辑，帮助大学生破除消费主义导致的“伪丰盛、真破坏”的生态伦理困境、“伪优越、真分化”的社会伦理困境、“伪自由、真物化”的个体伦理困境，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新时代可持续的理性消费原则、公平共享的正义消费观念、“以人为本”的发展消费方式，以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健康成长。     

儒家民本思想发微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是愚昧无知的同意语。古代思想家在充分地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的时候，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为国本，君为民主”是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设计，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是整合的。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这一原则的要害是把民众视为权力的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民谋利”是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符号。     

中西权力学说及其政治影响之比较

中西方古代“天主地仆”与“地主天仆”的不同宇宙观,造就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君权神授”与“天赋人权”。在这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对中西方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主体意识、政府职能界定以及税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对《天朝田亩制度》内容的新认识

《天朝四亩制度》不只是一个土地纲领，而是尽力描绘了创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这个理想国家是以平分所有土地为基础，“两司马”做为一个基本单位，１３１５６家建立一个基层行政区域，将全国户数划分为成千上万个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四者合一的农村公社──“军”。在“军”之上，设置以天王为首的文武不分的各级职官──天朝，掌握中央与地方各种权力和统管遍及全国各地的“军”，实现“同打江山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后来归从”的“耕”田奉尚”者“人人饱暖”的设想。     

董仲舒受天监护的君权论述评

君权论是国家权力论的一个支项，在君主国里，特别是古代封建国家，国家权利就体现在君主的身上。国家权力论是政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君权论也就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强项。在我国，封建时代许多政治思想家谈到过这个问题，而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的君权论尤其有特色，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为了论定其在政治理论上的学术地位，有必要做一番仔细的考察。“受天监护”的命名，是根据其理论的特点而定下来的。“监护”本是个法律专用名词，是指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受其法定代理人的保护与监督。如父亲为其未成年子女所负的责任即是。董仲舒的…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教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论析

“教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论析詹世友一、“教化”释义“教化”在中国古代通常是指一种政治─—伦理措施，比如“明人伦，兴教化”之类。许慎《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说，统治者施行政教伦理措施，百姓则仿效之，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