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驻村工作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实践逻辑

向农村地区选派驻村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在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与目标,以外来力量深刻嵌入乡村社会内部,将乡村社会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回顾驻村工作队的历史变迁,需要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及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关键举措的双重实践逻辑;同时,还要在总结和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助力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振兴阶段发挥其功能优势,引导农民实质性参与乡村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此外,需要谨防驻村工作队运行过程中的异化与污名化风险。     

关于宝鸡市实现精准扶贫的思考

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宝鸡市作为陕西省的农业大市,贫困人口还为数众多,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目前宝鸡市的扶贫工作还存在着扶贫目标偏离贫困户的意愿、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有效结合、扶贫项目开发整合不足、扶贫政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宝鸡市的扶贫工作应采取调动广大贫困户的积极性;结合实际精准确定扶贫目标;积极整合地方扶贫开发项目,制定灵活可变通的扶贫政策;聘请专业的农业专家长期驻村等措施.     

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的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权责匹配与驻村"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中主体性作用发挥程度相关联,决定着精准扶贫实效。文章通过对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案例的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存在权责匹配冲突现象,驻村"第一书记"承担较大责任但拥有的权力有限,主要表现为需要对精准扶贫实效承担责任但仅仅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节具有领导权,缺乏精准扶贫政策实质决策权,且领导权呈现"先天不足"态势。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冲突主要受领导理念、路径依赖与组织结构三重因素影响。倘要化解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冲突,应由集权式管理向分权式管理转变,由"尖"型组织结构向"扁平"型组织结构转变,创新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机制,重厘驻村"第一书记"扶贫责任与追责规则。     

以党建促扶贫：党组织嵌入与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是我国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非国有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且这一关系受到高管特征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扶贫意识和扶贫能力来促进精准扶贫。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党组织嵌入还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精准扶贫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继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的必要实践;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既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社会革命的载体.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通过干群关系革命、区域与群体发展差距革命、贫困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化革命,以及去纯粹经济理性的发展行动革命,贫困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更是深入贯彻了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原则,为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精准扶贫的政府嵌入机制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生存型共享与精准扶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首要问题是深入脱贫攻坚,实现最低层次的共享,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最低层级的生存型共享有着特殊的结构特征,不仅是一种基于最低层次的吃穿住行共享和医疗、养老保障共享,而且在主体上强调覆盖全体贫困户,行为上突出贫者自立和共建共享;由于贫困户可分成“五保户”、“低保户”、“扶持低保户”和扶持户四种类型,也就相应形成了社会兜底型、低保型、扶贫低保结合型和扶贫型四种生存型共享类型,因而精准扶贫就出现了不同的组合策略与模式:即早期阶段的救济式扶贫主导模式、中期阶段的设施扶贫主导模式和后期阶段的产业扶贫主导模式。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生存型共享进而追求实现小康型共享的阶段。因此,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建议围绕“提供能力与机会、促进贫者自立”的要求,构筑起互利共生的“利益联接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抓好产业扶贫,实现生存型共享。     

新常态下农村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研究

精准扶贫政策是新常态下实现全面奔小康的重要战略部署。农村贫困户的扶贫工作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扶贫办、扶贫单位和村委会共同努力甄别和帮扶农村贫困家庭。但是,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程序性和灵活性的矛盾等现实困境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利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创新农村精准扶贫模式,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提高扶贫质量。     

新常态下农村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研究

精准扶贫政策是新常态下实现全面奔小康的重要战略部署。农村贫困户的扶贫工作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扶贫办、扶贫单位和村委会共同努力甄别和帮扶农村贫困家庭。但是,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程序性和灵活性的矛盾等现实困境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利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创新农村精准扶贫模式,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提高扶贫质量。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从文化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近三十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述评

我国关于文化扶贫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一般性文化扶贫的研究到对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的过程。文章对学界关于文化扶贫及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从内涵、意义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建议。